近年来，我国会计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框架体系已基本建立，会计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得益于我们所处的会计环境。首先，我们正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变化时代，能够研究和创新的问题特别多，会计研究的对象和领域较为广泛；其次，我们国家现在的禁区比较少，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会计研究环境；再次，我们的通讯工具、出版业比较发达，可以随时交流，可利用的会计资源和信息比较多；最后，大家的学习热情比较高，大学教育工作者的生活质量也大幅度提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会计研究。在这样好的环境里面，会计学术界应该出一些精品，但很遗憾，近年来，真正能让人看过后眼光一亮、为之一震的作品却不多。为什么缺少好的作品出现，我个人认为是学风存在问题。学风，顾名思义，就是学习的风气，是一个与学校或者学术直接相关的术语。学风犹如一只无形的手操控着学术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学风就是学术的灵魂所在。按我的理解，端正学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一、明确学习目的

学习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以致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倡导建设良好的学风和坚持“有的放矢”的学习方针以及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批评“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的实践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两种错误的态度，一是教条主义，好谈空洞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二是经验主义，满足于局部的感性认识，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进而把局部的或感性的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习中必须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对照抄照搬”。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告诫全党“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江泽民也多次强调我们必须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努力学以致用。因此，学习的目的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努力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学习。

要将学习和运用联系起来，首先必须知道社会生活中需要些什么东西，哪些运用问题需要我们通过学习来解决。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因此一个有意义的会计问题，应该是与我国会计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问题，是我国会计改革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焦点问题。比如：

1.中国会计环境问题。会计环境是会计实践活动和会计理论研究的背景，它决定了各国会计的特性，因此研究中国会计问题就必须与中国的会计环境相联系，否则就不是中国的会计问题。会计环境包括企业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这些问题都具有研究的紧迫性。

2.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政府会计等的研究。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是指导会计实践的标准，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我国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都还不很成熟，还处于学习和探索阶段，如何正确借鉴国外会计准则建设的现有成果并立足于中国会计环境加以发展，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中国会计准则如何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另外，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成分，与政府、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核算相关的会计问题，也亟待我们去解决，比如预算会计、政府会计研究，国有权益的会计处理等。

3.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会计难题和新问题。一是目前会计标准尚未规范的问题，例如关于重组、人力资本等；二是目前会计标准难以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关于无形资产的计量问题、衍生金融工具、企业合并、公允价值、公司治理、关联交易等。

明确学习目的，可以避免学术研究的无的放矢和无病呻吟。学术作品如果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无论它有多深厚的经济学功底，都不能称其为好的作品。现在，会计学术界流行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某一个会计现象，但大都局限于解释，没有深入分析这种会计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写作方式很容易导致无的放矢。尽管我们的会计理论研究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我们的学习有时是漫无目的的。有人学华丽的词藻、了解大家不知道的国外情况并以此炫耀自己比其他人学问高，甚至有人拿谁说过、哪个国家做过来压人，这些我都不认为是学习的目的。只有明确目标，才能指明努力的方向，也只有围绕目的做学问，我们的研究才会有意义。

二、端正学习态度

明确了学习目标，接下来就是要端正学习态度。我认为端正学习态度，毋庸置疑，就是要有老实的态度，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前不久，我们请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斯蒂芬·泽夫教授到中国讲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演进。我问他为准备这次讲课花了多少时间，他说他没有专门花费时间，但他用毕生的精力关注这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他为了搜集一份资料，不惜代价，从不同的侧面加以验证。不像我们的一些研究者，没有调研就自己捏造数据，或者草草调查就出结论。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本不朽之作，他花费了毕生精力，在大英博物馆整整研究了40年，他对会计的论述堪称经典，他的著作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因此，做一件事，没有一个老实的态度、扎扎实实的态度，是不会成功的。有些研究哗众取宠、投其所好，听起来很时髦，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虽能取悦人一时，但绝不会流传下来，更谈不上有所贡献。只有以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态度做研究才可以。

要端正学习态度，就必须和学习中的浮躁和急于求成情绪作斗争。当前，我们会计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跟风现象严重，忽视研究框架的构建。有些学者没有自己的研究计划，会计监督成为热点就研究会计监督，会计控制成为热点就研究会计控制，信息披露成为热点就研究信息披露，只盯住热点问题，不注重研究基础的积累与理论的提升。其次，重复研究严重，创新不足。为了多出文章，就东拼西凑。现在数据库很多，上网一搜索，就可出来大量文章，东一块儿西一块儿拼凑在一起，再按自己的思路顺一顺，就成了一篇文章。第三，过分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有些人受眼前利益诱惑，热衷于从事办班、讲课、考前辅导等一些商业性的活动，而不能专心于研究学问；还有的忙于做独立董事、管理咨询等业务，无心做学问。第四，求数量而不求质量、求大而不求精。有些人追求文章的数量，写大量短平快的豆腐块式的文章，直接结果是，没人真正潜心深入地去研究一个问题，文章的质量低下。这些现象都是我们会计学术界较浮躁的表现。做学问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首先，它是长期的，因此想在短期内做出大学问、好学问是不可能的，其次，它在过程中还是艰苦的、寂寞的，天天与书、与电脑为伍，没有灯红酒绿，因此做学问的人势必在安于清贫中品尝淡淡书香，体味上下而求索的乐趣。

要端正学习态度，就应该提倡孔夫子“好学敏求”“入太庙，每问事”的好学精神，提倡李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勤学精神，提倡范文澜先生“坐冷板凳”的苦学精神，提倡学术上的独特见解和创新开拓精神，提倡刚正不阿的学术风骨。科斯教授只用《论企业的性质》和《论社会成本问题》两篇文章就奠定了他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地位和一生的成就。我们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提倡多出精品，文章在精不在多，希望广大会计工作者能潜下心来做学问。

三、灵活运用学习方法

明确了学习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最后要解决的就是学习方法问题。学习方法，就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学习和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包括规范研究或分析性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试验、案例研究、档案研究、实证研究等。我们要针对要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宜的学习方法，不能生搬硬套、千篇一律。我曾经为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改做过调研，在很多地方开座谈会，后来发现大家在座谈会上只说一些无伤大雅的东西，后来我改变了策略，通过私下约见的方式才了解到大家对行业及法规的真实看法。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应该根据研究的需要灵活选用研究和学习方法。为了方法而方法，就本末倒置了。现在实证研究很时髦，大家都去做实证，学校里的博士生没有实证研究就不能毕业。我并不否认实证研究方法是一种好的研究方法，但我国会计界目前存在为实证而实证的倾向，我国实证会计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盲目模仿西方模型，漠视我国的国情。很多学者直接套用西方的实证模型，而不考察该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西方的实证模型大都基于西方“中强式有效”并且全流通的资本市场环境，而我国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市场的分割、资本市场效率较低、公司股权结构以及中国特殊的政策及制度，可能导致模型失效。而有的学者不加分析，直接套用，不仅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而且可能会产生误导。比如，国内也有人按西方理论来研究审计的定价问题，但却忽视了西方是市场自由定价而我国是政府指导定价这一现实。

2.有数据无理论。一篇学术论文，并不在于它拥有了多少模型、吸纳了多少数据，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问题，提供了什么新材料，解释论证的深度如何，结论是否严密，解决了什么问题，与现有成果相比，有无独创意义。然而，当前一些实证研究的追求并不在于此，往往是数据与文献的堆积，脱离实际和过于八股文，连起码的问题界定与论证都被忽略了。也就是说，我国会计实证文章基本延续了西方实证研究的规范，但我们只照搬了它的形式而忽视了其实质，过于关注数据处理本身的技术细节，而忽视了文章的逻辑和数据背后实质的东西。

文章的精髓和生命力在于它的思想，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都只是实现和表达我们思想的手段。我的观点是方法要为目的服务，不要单纯为了方法而方法，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本身没有错，但我们现在常常错误运用了这种方法，过于关注其技术性而忽视了它的目的性。我们应倡导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掌握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少一点盲目多一点自觉性，不要什么热门就跟什么。

（《会计研究》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