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冬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7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0年7月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7月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1～5月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访问学者；2000年7月，参加哈佛大学商学院CPCL项目；2001年8月，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学者。，现为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副秘书长、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会计教授会常务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会计研究》编委。专业特长：财务报告与公司治理、会计准则、比较会计。在《会计研究》、《经济科学》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已出版多部专著和教材。主要讲授课程为《会计学》和《高级财务会计》。

李晓强，男，江苏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研究生。

从会计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从个人发展到企业内部，再扩展到企业外部，尤其是整个资本市场（暂不讨论政府监管问题），而会计信息的使用目的从“受托责任”发展到“决策相关性”，这些发展变化与股份制企业出现、工业革命兴起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会计信息的价值自然也就从信息的使用来验证。值得指出的是，资本市场为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以及众多的思路，大量的研究也就围绕资本市场展开。

会计信息的价值体现在估值（valuation）、配置资源（allocation））以及订立契约（contract）。会计信息能对资产或企业的估值提供有用信息。从传统上而言，企业的权益市值一般采用现金流贴现模型或者红利贴现模型，而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能够使投资者和债权人分析未来现金流的“数量、时限和不确定性”（FASB1978），因此，会计信息能够帮助解释企业权益市值，会计盈余就是一个例子。Fama和Miller（1972）假设会计盈余等于经营性净现金流，因此，股价（企业权益市值）就可以通过会计盈余得以估计，Beaver、Lambert和Morse（1980），Collins和Kothari（1989）假设现金红利等于会计盈余的某个比例后再估计股价（企业权益市值），Kormendi和Lipe（1987）假设预期现金流变化的贴现值等于预期的同期会计盈余变化的贴现值后再预测股价（企业权益市值），这些研究本质上遵循“因为现金流能反映股价，而如果从会计盈余能预测现金流的话，那么会计盈余就能反映股价”。然而，由于会计盈余的核算比较主观，依赖于很多判断和假设，以会计盈余预测现金流这一假设成为了批驳的重点，而且，如何预测会计盈余也是一个受责难的问题（例如，用应收账款（Abarbabell and Bushee1994）。Ohlson模型（1995）避开了从会计盈余预测现金流的假设，从现金流贴现模型（现金股利贴现模型）出发把权益市值分为两部分：权益的账面值和非正常盈余的贴现值，这对于检验账面价值、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能预测账面值和未来的会计盈余时，我们就可以预测企业的权益市值。Kothari（2001）认为会计信息解释资产或企业的估值研究主要包括当期财务业绩预测未来现金流，以及同期财务业绩解释股价或股价的变动等内容。这类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来自FASB提倡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改革，从会计信息揭示价值有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基于“股价准确反映价值的速度远远慢于以往的判断”（Frankel and Lee 1998），从会计信息去揭示价值有它的必要性，基于会计信息得到准确定价是这类研究的核心。

信息能帮助市场配置资源，会计信息更是如此。从企业改制、企业上市、股票增发以及股票配送到企业投资，影响股价以及市场监管，会计信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Post-Earnings-Announcement Drift）就是其中一个例子。Ball and Brown（1968），Beaver（1968）等发现市场在会计信息公布前和公布后都有反应，Morse（1981）用每日价格变动数据发现价格会对盈余公布作出迅速的反应，Ball and Brown（1968）等学者研究发现市场非正常报酬在盈利公布之后的几个月内持续向上或向下移动（盈利公布后的漂移现象），这可能由于投资者未能意识到盈利信息的充分影响，所以股价才会继续调整（Bernard et al1989）。Beaver（1981）在《财务报告：会计的一场革命》中指出：会计盈余数字的功能是向投资者传递某种有助于判断和估计经济收益的“信号”，而不是经济收益本身，我们可以观察到投资者在接受该信号后，对未来股票价格各种可能状态的概率分布（信念beliefs）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导致均值或方差甚至两者都发生变化。然而，会计信息披露后引起资源配置重新变动（类似于“经济后果”）的思想却是可以拓展的，Kothari（2001）指出事件研究法可以研究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会计方法选择（Accounting Methods and Method Changes）、会计数据功能性锁定（Functional Fixation）、应计项目管理（Accrual Management）、分析师的乐观预测（Forecas tOptimism）、首次上市和再上市的长期回报率问题（Long-term Returns t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nd Seasoned Eq-uities），虽然Kothari（2001）指出这些研究主要测试市场是否有效，然而他也认为如果市场非有效，那么会计信息配置资源就会有所差异。除了会计盈余外，其他财务信息也可以引导投资，例如盈余现金流（Basu1977，1983，Lakonishok et al 1994），应计项目（Sloan1996，Xie1997，Collins and Hribar2000a，b），财务比率（Qu and Penman1998a，b），基本价值分析（Fundamental Value Strategies，Frankel and Lee1998）。此外，会计数据还能用于预测企业破产（Beaver1966，Altman1968，Altman et al1977，Ohlson1980，Zmi-jewski1984），企业的并购，估计股票的系统风险（Fama1991，Fama and French1992），以及金融产品的价格和资信评级（Watts and Zimmerman1986）。

在财产权或契约的观点下，企业是一种若干契约的结合。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发生，人们签订有形的或无形的契约规定个人相对于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而这些契约必须得到监督才能保证它们不被违反，会计便在契约制定以及契约被监督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会计数据经常用于各种契约（债务契约，管理人员报酬计划，管理人员业绩考核，公司章程，公司上市下市的条件等），这些契约常常以某些会计数据作为约束条件，因此，在“契约观”下，会计是限制企业的各种契约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考察企业管理层和股东的代理契约时，把管理层视作代理人，而股东视作委托人。Jensen and Meckling（1976）把代理关系定义为“一个或若干委托人聘用其他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一种契约关系，其中包含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经常不一致。为了降低基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代理成本，委托人要求设计出合适的契约使代理人努力工作，而代理人为了取信委托人也会发展一些监督或担保条例来分担自身的行动后果，例如，管理层报酬计划、聘用外部审计以及公开年报等，Healy认为这些契约还可以使代理人合理规避责任从而保护管理层。因此，从委托人和代理人两方来看，会计数据既可以用于监督，也可以用于传递信号，从而有效地调解各方面的利益。在目前公司治理理论架构中，会计数据一般总是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相联系在一起（Healy and Palepu2001）。

Fama（1970）按有效程度把资本市场分为三类：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以及强式有效。从EMH（有效市场假说）的经验证据（Fama1970，Friend1972et al）以及理论推理（Grossman and Stiglitz1976，1980）来看，强式市场不会存在，而弱式有效和半强式有效却有存在的基础，弱式有效市场价格对应着历史信息（历史年报、交易量以及价格等），半强式有效市场价格对应着公开披露的信息。那么如果有效市场假说成立，那么要求披露会计信息是否还有价值？事实上，Ball and Brown（1968），Foster（1977）等学者发现市场在盈利公布前便已根据相关信息作出调整，公布前数月内的价格已经反映出投资者对年度盈利（或季度盈利）的理性预期（注：此现象解释的争议也比较大）。不少学者使用有效市场假说来反对信息披露要求，然而美国证券市场委员会（SEC）目前对EMH却是深怀戒心，其公司披露咨询委员会报告指出：尽管在发展有效市场假设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已经做了有效的和极其显著的工作，但基础研究实质上还没有获得会计信息毫无用处的证据，也不足以表明，取消以基础研究有用且必不可少为前提条件而建立起来的披露体系是正当合理的（Beaver1998中译本，引自陈汉文2001）。然而，即使假设EMH和会计信息有用性不冲突，但把会计信息仅局限于盈余信息时，实证研究结论是让人失望的。Lev（1989）、Collins D.W and S.P.Kothari（1989）研究发现盈利信息虽然有信息含量，但是盈利信息的解释能力偏低。

如果市场效率的争论凸现会计信息相关性危机，那么盈余管理使得会计数据的可靠性也大打折扣。Katherine Schip-per（1989）在“盈余管理的评论”中指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客体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会计估计以及时点选择，当然，盈余管理最终主要还是围绕会计数据来做文章，它受众多激励因素的驱动而存在，例如管理激励或政治成本激励。在管理激励因素讨论中，盈余管理问题受报酬契约、代理权争夺、管理层收购以及债务契约等其他诸如“以会计数据作为考核基准”的契约影响。在政治激励因素讨论中，盈余管理受到政府管制（收费管制和税收比较典型）的影响。另外，盈余管理也可能发生在困境企业、股利分配、风险管理、上市退市，以及增发配股等场景。只要会计数据涉及到利益分配，盈余管理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盈利管理现象的大量存在，一方面削弱了会计信息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证明会计信息对投资者决策是有价值的。

会计信息质量一直是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包括政府宏观调控部门）、证券监管机构、投资人、债权人以及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认识到会计信息的价值很大但局限也很大，如何改进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就成为提高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核心问题，而相关性和可靠性受到会计准则本身、审计鉴证、市场监管以及信息在企业内部形成过程（例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整个信息出台过程如下：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有“事前因素”和“事中因素。“事前因素”主要是会计准则，旨在为会计信息确认、计量、记录以及报告提供指导，因此它直接针对信息源头，是最具根本性的质量规范。会计信息两大基本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和可靠性，SFAC No2指出“会计信息要对决策有用，要具备两种主要的质量，即可靠性和相关性。除了受所花代价的限制，以及受重要性的限制外，信息的相关性越大，可靠程度越高，越合乎需要”（SFAC No2），然而，FASB也指出，可靠性和相关性经常相互冲击，虽然人们总是希望会计信息既可靠又相关，但是可靠性和相关性并非总在同一方向上影响信息的有用性，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均衡变得成为必要。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财务报告试图改进信息质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为传统的财务报告受制于可靠性而把许多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排除在财务报表甚至财务报告之外，随之而来的改革财务报告的建议也把提高财务报表的相关性放在首位，至于可靠性问题似乎已得到基本解决。然而，盈余管理、利润操纵、会计造假带来的白色恐怖再次使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问题成为重要话题。2001年前后，美国证券市场又发生了安然、世通等大公司的会计舞弊事件，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再次告诉我们：可靠性是财务会计的本质属性，是会计信息的灵魂。正如ASB的立场所言：“如果一些特征产生矛盾，被发现的一半对一半的概率仍必须符合财务报表的目标，举例说，假如某项信息是最相关的，但不是最可靠的，以及产生相反的情况，那么，有用的信息的项目是这些可靠信息中的最相关信息”（转引自葛家澍陈少华2002）。针对会计准则改革，目前的热点莫过于会计准则国际化，以及资产计价属性推行公允价值这两大问题。如果能结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框架看待这两大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争论。

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事中因素”主要有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审计。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既然公司的本质是契约，一旦缔结契约的管理层和股东相分离，彼此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使公司代理问题成为可能，此外管理层的努力程度很难被测量或者测量的成本太高，因此委托方只能借助于某些可观察的变量（例如利润以及资本回报率等）来对代理方进行考核，这就使委托方有会计信息的需求；同时，公司管理层（代理方）有着差别于股东（委托方）的利益要求，如果某项会计信息能有利于代理方的利益，那么他们选择披露；反之，则选择不披露。但是众多的激励契约、监督契约以及担保契约都以会计信息为依据，这使得管理层必须提供会计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因此，会计信息的生产本身受到委托方和代理方对信息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财务报表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本身就是契约关系均衡的结果（Watts1977）。股东需要会计信息来监督考核管理层，但会计信息却是由管理层来提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就自然成了问题。这就需要借助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和外部独立审计的“独立性”来保障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外部审计有助于确保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帮助信息使用者降低其投资决策的风险，促使其作出理性的经济决策，从而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正如美国里根总统在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AICPA）成立100周年之际致函指出“你们的组织和注册会计师职业，在建立和维护我们资本市场的完整性方面，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独立审计师为企业的财务报表和政府机构提供了可信性，没有这样的可信性，债权人和投资者恐怕都不会给出那种给我们经济带来稳定和活力的负有责任的决策，没有你们，我们的金融市场将会萎缩（转引自孙铮1996，陈汉文2001）。”这也是FASB所认可的：信息的供给者和使用者通常都认为独立审计人员的意见提高了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性（FASB1973，SFAC No1）。

审计的出现，总结起来主要有代理人学说以及信息经济学学说。代理人学说认为在企业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契约来降低代理成本，而审计就是确保这些契约得到实施的监督方式之一。信息经济学说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明审计的必要性，会计信息是否经过审计本身就是个信号，它着力于避免出现柠檬市场，分离出好的信息和差的信息，此外，如果把审计师放到整个社会框架来看，审计职能就不只限于对会计报表或信息发表意见，审计师的社会角色可以定义为“纯粹的信息风险减少者”，审计师被雇佣来减少财务报表隐含的错误的负面影响；也可以被定义为“完全风险的分摊者”；Beck研究调查了股东对审计的态度，他发出1561份问卷，结果表明，94%的回答是“将仅仅买报表公开前经过了审计的公司的股票”，96%的回答是期望审计师完全独立，98%的回答希望外部审计使得公司会计报表更可靠，93%的回答希望外部审计使得没有舞弊被逃藏。外部审计的有效性建立在它的“独立性”以及“专业能力”上。影响外部审计的“独立性”的因素有信誉（Benston1975，Watts and Zimmer-man1983）、职业协会、审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事务所的规模（DeAngelo1981b），审计收费，审计聘用程序（Watts and Zimmerman1983）以及政治活动以及管制（Watts and Zimmerman1986）等等。当试图衡量外部审计的“专业能力”，我们经常使用品牌（如“四大”）、市场份额、事务所规模、员工情况等变量。目前涉及外部审计的研究主要有审计意见市场反应，审计师选择和更换行为、审计收费的价格行为、审计师的合谋问题以及审计的有效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