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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由审计部门移交的经济案件进行了判决。国家文物局资产财务处原副处长张明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起发生在几年前的私挪近亿元资金账外存放从中鲸吞利息的大案,在文化体育审计局审计人员的不懈努力、层层追查下,最后得以浮出水面,已经提前退休意欲瞒天过海的犯罪分子终未能逃出法律的惩罚。
无原件 无来历 无汇款单位 6826万元竟是“三无”进账单
2000年初,根据审计署工作安排,文化体育审计局将对国家文物局进行预算执行审计。审计组还没有进点,一封封举报信就寄到了审计署。翟熙贵副审计长3次将人民来信批转给文体审计局,要求结合预算执行审计,进行彻查。
从对国家文物局审前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该局自1994年以后从未接受过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几年来财务人员频繁调动,年终决算连续几年不能及时上报;而且人际关系复杂,内部各自为政,头绪多,管理比较混乱,“热点”、“难点”问题使群众举报接二连三。
为了把工作做好,审计人员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春节前只完成了一个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将文物局的预算执行审计放在了节后进行,这样可以一来练练兵,二来回家过个好...
2001年7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由审计部门移交的经济案件进行了判决。国家文物局资产财务处原副处长张明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起发生在几年前的私挪近亿元资金账外存放从中鲸吞利息的大案,在文化体育审计局审计人员的不懈努力、层层追查下,最后得以浮出水面,已经提前退休意欲瞒天过海的犯罪分子终未能逃出法律的惩罚。
无原件 无来历 无汇款单位 6826万元竟是“三无”进账单
2000年初,根据审计署工作安排,文化体育审计局将对国家文物局进行预算执行审计。审计组还没有进点,一封封举报信就寄到了审计署。翟熙贵副审计长3次将人民来信批转给文体审计局,要求结合预算执行审计,进行彻查。
从对国家文物局审前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该局自1994年以后从未接受过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几年来财务人员频繁调动,年终决算连续几年不能及时上报;而且人际关系复杂,内部各自为政,头绪多,管理比较混乱,“热点”、“难点”问题使群众举报接二连三。
为了把工作做好,审计人员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春节前只完成了一个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将文物局的预算执行审计放在了节后进行,这样可以一来练练兵,二来回家过个好年,春节后再一鼓作气、集中精力进行文物局的预算执行审计。
2月16日,文化体育审计局薛启谊局长带领审计组一行8人,冒着初春的寒风,来到了国家文物局所在地——北大红楼,开始对国家文物局进行正式审计。国家文物局对此非常重视,该局局长、分管局长、办公厅主任、司长、所有财务人员都参加了进点会。
进点会后,摆在审计人员面前的档案资料只有两个小纸箱,真是少得可怜,这可怎么审啊?审计长要求把群众举报的问题结合审计查清楚,文物局的领导也希望通过这次审计发现工作中的问题。但文体审计局刚刚组建一年,正处于磨合期,大家感到了压力,怕完不成署里交办的任务。
看出大家的情绪,薛局长立即开会,他鼓励审计人员不要泄气,一定要上紧弦,“资料少不等于没问题,问题可能就在这有限的资料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现在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谁也不能放松”。经过仔细研究,薛局长要求在审计中,先以预算执行方案为龙头,对举报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不要被表面问题牵着走,让举报人把自己搞乱了。“要把坑刨光,看里边到底有没有鱼”,按部就班朝前走,发现问题就记录在案,把底稿弄清楚,做好取证,然后先分兵把守,各个击破,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先易后难,把一般问题先落实好,剩下重点问题一起上。
于是审计人员8个人分成了4个组,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审计工作,从银行账户入手,对该单位的账户资金情况逐一核对,对所有会计资料逐一审查。
2月23日,审计人员在对该局基建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发现该局1999年初收到一笔6826万元的基建资金,原始凭证中银行进账单是一张复印件,而且未填写汇款单位,从哪儿来的也不清楚。审计人员感到蹊跷,于是找来原财务处的一位老同志进行询问:怎么会是复印件?从哪儿来的?回答是:此笔款项是定期存款到期后转入的,由于工作疏忽,原来的进账单丢失,这张对账单是又从银行复印的。
审计人员总感觉这样做不太合适,当天向审计组作了汇报,审计组提出了更多的疑点:这笔大额基建资金到底从哪里来的?原来在什么地方开设的账户?账上还有没有钱?如何使用的?
带着疑问,审计人员做了这样的假设,这笔钱是从其他账户转过来的。于是次日审计人员又拿出被审计单位承诺的基建财务银行开户汇总表,对各账户银行存款对账单上的大额资金进出情况进行核对,逐步扩大到每笔收支业务,查找账户线索,一直延伸到1998年(一般无特殊情况只看当年的)。细心的审计人员发现,该局1998年初有一笔资金的银行进账单模样与之最相似,是从上海浦东开发银行车公庄支行一账户汇出的。两相对照,模样差不多,猜测这笔钱可能是从那个账户过来的。
2月26日,审计人员再次叫来老会计闲聊,待时机差不多后,突然直接发问,他毫无防范地承认了审计人员的推测,“我印象中是从上海浦东开发银行车公庄支行一账户汇出的”。原来这笔资金不是他经管的,而是由原财务处副处长张明工作交接前,经手转入的,资料都在他手中。
3月2日,审计人员找来原经管该账户的张明询问具体情况,得到的回答是该账户已经撤消,资金来源主要是故宫上缴的门票收入。账户撤了,钱是否都转出去了?钱是否上缴了?账户是否都清到文物局了?能解答这些问题,惟一途径是银行对账单。通过对账单才能看钱是否清了,钱是否被取走。但当要求其提供该帐户的有关资料及银行对账单时,他拒绝了。经再三做工作,张明仅交出一叠零散的原始单据和不完整的流水账。
3月5日,审计人员再次找张明询问详细情况和请其提供银行对账单时,张明以自己高血压、记不清了为由进行搪塞。当单位领导说审计人员找他时,他亮明自己的态度说,第一,不见;第二,不接待;第三,不愿谈以前的事儿。
审计人员通过找有关知情人了解情况和到开户银行调查时,意外发现了张明的爱人就在账户所在的银行工作。汇报局长后,大家一致认为,看来对账单的问题只能从外围突破了。
悄悄吐钱案犯漏出狐狸尾巴 层层剥笋揭开近亿元账外账
既然这个账户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故宫上缴的门票收入,那就先从故宫入手,找有关资料,去取证。故宫每年给文物局的门票收入是如何上缴的,出具什么样的收款收据,时间及经办人是谁,通过哪个银行汇出,汇入哪个银行,汇出时间和汇入时间,记账时间,汇入金额,逐一核对。把从1996~1997年开始,凡是故宫博物院上缴给文物局的每笔钱的单子都提出来,一笔笔复印下来。然后根据这些复印的单子再去查文物局的账,看文物局每笔钱是如何入账的,是否每笔都有。再查银行的对账单,看该资金有无被挪用。这是审计人员的总体思路。审计人员兵分两路,紧锣密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以便给张明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就范。一是不直接与当事人发生冲突,仅对当事人讲明利害关系,充分利用对方的矛盾心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正面争取其尽快提供有关资料;即便提供的情况不具真实性,但从另一个方面可为事实存在提供证据,为审计进一步调查取证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二是向被审单位负责人交换意见,求得理解,争取单位支持。三是根据掌握的资料,先后到故宫、文物流通交流中心、北京市故宫筒子河治理办公室等关联单位调查取证,同时延伸被审计单位1999年以前各年度收入情况。四是按照审计程序,开具银行协查通知,请有关银行提供情况。
审计人员的调查工作细致而充分,基本上涉及的每笔资金的来龙去脉都搞得比较清楚,每笔钱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了,真可谓层层剥笋。
通过跑故宫、文物流通交流中心、北京市故宫筒子河治理办公室等关联单位,凡是涉及到的原始件都复印了拿回来,把复印单据与张明提供的收据存根对照,发现有的是同一件事,但日期不一样,金额数也有不一致的,账上的钱和发票上的钱有交错,而根据规定,发票一式几联,上下日期、单位、内容、金额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审计人员查到的有的单据,底联好像用复印纸自己单写上去的。如1997年5月15日故宫付给文物局上交款2000万元,并于5月19日汇入文物局银行账户,但收据时间为5月27日,时间顺序的颠倒引发了审计人员对单据真实性的警觉。同时在查的过程中又发现秘密账户中又有故宫于3月13日汇来2000万元。几经周折,反复核对查实,无误后方才放手。
对于对不上的先以拿出来的账户为出发点,顺着账户查单位,沿着单位查资金。凡是每笔涉及到的单位,无论多远,都要到该单位去外调,凡是不知道的就到银行请求协查。于是就有了辛苦的外调,有时一天能从中关村到北京站再到故宫筒子河,整兜了个大圈,一天跑大半个北京城。涉及到的另外3个账户,也就是文物局的基本户,根据银行提供的每个账号的收收支支,查清了另外3个秘密账户。查其他账号时发现,大北窑国贸中心中国银行发生了一笔业务关系,没有提供是哪个单位的,审计人员经过一番周折,查清了那个账号是信托公司的,与其有关;同时还发现了某银行东四分理处一个账号,不知是谁的,审计人员不辞劳苦地跑,不厌其烦地查,直至查个水落石出。
本来以为挺简单的一件事,由于资金在银行之间互倒而使事情一下子复杂起来,最考验审计人员的莫过于此。比如审计人员发现有一笔资金在外边放了4个月,怀疑拉出炒股或移作它用,结果最后查实没有什么问题。再如有一笔款,从故宫汇出23629096元到文物局,又从文物局转到开发行,审计人员开始时怀疑这23629096元让张明拿走了,分别去查,故宫于1997年12月30日汇出,秘密账户是1998年4月3日汇入,文物局出具的收款收据是1998年1月28日,经查核实,此款是先存在中关村的秘密账户中,几下一对,问题又没了,数又对上了。这样的事在这次审计中屡见不鲜。
正在审计人员紧锣密鼓的调查时,3月10日,张明向国家文物局交回了23万现金,还是交到了服务中心,而按照常规,这笔钱应该要交到办公厅财务处。审计人员两三天后才知道,一听感觉到很奇怪,这是从哪儿来的钱?打电话给服务中心,一把手说不知道,问服务中心的财务人员,方知交回情况,审计人员于是请服务中心写了个证明材料。张明同时还交出了一进账单,从进账单中审计人员又发现了3个账户,这是从哪儿来的钱呢?倒着查,又查出另外3个账户,第二天审计人员又叫上老会计一起去银行查进账单,核实对账单上的每笔收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了?共外调11个账户,查出秘密账户4个。至此,才基本上有了眉目。
经核对,结果发现有5笔未进到文物局的账上,直接转到张明所经管的4个秘密账户上,共计6602.6万元,分别于1997年3月13日由故宫存款户付出2000万元,5月15日付出2000万元,3月27日由文物协调中心存款户付出205.7万元,5月20日收到国家科委拨款4万元。
一个多月过去了,经过几番较量,张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主动交出所掌握的该账户有关资料;审计人员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查清了事实的全部真相:
1997年3月至1999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故宫博物院上缴的门票收入6362.91万元、文物协调中心上缴的文物销售款205.7万元和以自筹基建名义虚列的事业费3000万元等,另行存入先后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本级和所属的金融街支行、中关村支行开设的4个账户,账外存款达3年之久,形成账外资金9860.1万元。
国家文物局原资产财务处副处长张明经管上述资金,1997年5月至1998年12月,张明先后在其爱人所在银行北京市分行所属的不同支行开设的3个秘密账户之间,对此款进行串存;并且利用其职务之便,在1997年5月21日至1998年10月12日,分10次提取现金共计26万元,除报销其劳务、租车、招待、返聘人员工资等公杂费用12笔共计2.6万元,结余23.4万元,直至这次审计期间催其提供所经管的银行账号和会计资料时,才交出。
1997年5月,张明收取北京中国旅游信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咨询费21.06万元,除12万元存入上述银行账户外;其余9.06万元据为己有。
至此,一起严重的违纪违法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中国审计》2002年第3期 赵永红 冯靖英 徐昌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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