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与宏观经济运行

会计作为一个对外报告的信息系统，与宏观经济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会计协调委托受托关系而言，它与产权制度及其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会计满足管理决策的需要而言，它与市场运行效率和市场公平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会计与产权界定

传统地看，会计是基于两权分离的需要而产生的，旨在向所有者报告经营业绩或企业的受托责任或产权责任。也就是说透过会计报告，所有者可以了解自身资本的保全和增值状况，用以评价经营者或企业是否维护其产权权力和效益；而经营者或企业不仅要通过该报告解脱其对产权维护的责任，而且，要依其报告获取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按照契约实质上是经营者或企业拥有的产权权利。从这个意义出发，会计是与产权制度及其运行密切相关的，它通过报告受托责任来界定所有者与经营者间的产权权利。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会计界定产权至少涉及四个基本的经济主体：一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为企业和企业的出资人提供良好的经营运行环境，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带来利益，同时政府也通过分享企业利益来满足自身的支出。结果，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产权权利的相关关系。二是所有者，作为出资人，为企业运作提供物质基础。它不仅是企业现有净资产的产权权利主体，而且，也是企业增值资产的主要产权权利享有者。三是经营者，作为企业运行的管理者，为企业运作提供管理要素。这种功能于两权不分离时，是由所有者行使的。从这个意义出发，管理是财产得以保全和增值的基础。正因为此，在两权分离后，管理能力也应该分享产权利益。四是员工，作为劳动者为企业运行提供劳动要素。劳动者一方面为企业创造收益，另一方面有权分享企业的利益。四个经济主体都与企业实现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利用各自的产权权利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那么，会计在界定这种产权权利（或利益分配）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四个经济主体利用各自的产权权利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对企业收益的确认和计量施加影响，从而影响甚至决定企业会计报告的收益。由于会计报告收益是企业利益分配的基础，在分配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分配基数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分配的绝对数额。二是以各自的产权权利为基础，要求参与企业利益分配。显然，第二层次的企业利益分配与会计没有直接的联系，它取决于各经济主体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并最终通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契约予以确定。这样，我们以第一层次的利益分配为起点，看一看它是如何影响四个经济主体的产权权利的界定。

首先，政府在参与企业利益分配时，通常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形式取得收入。政府总是期望企业能够较多较快地获取收入。因此，它往往禁止企业在税前列支超过税法规定标准的实际成本。政府从企业分配利益，无论如何会直接减少所有者、经营者、职员可分配的利益，也会减少可持续经营企业可留下的收益，还可能导致企业资本的流走或不能保全资本。可见政府在参与企业利益分配时，与其他经济主体是对立的。此外，政府还可能采取向企业转移支出的办法，间接取得收入，并往往不允许企业抵扣税金，而是直接列支企业成本。这是一种无收入补偿的成本，它会直接减少所有者本金和产权权利。

在会计上，界定政府与所有者、经营者、职员以至企业本身（企业是法人产权）的产权权利，会对宏观经济运行构成重大影响。一方面，如果政府不能取得足够的收入，难以真正实现宏观控制的目标，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如果所有者、经营者、职员和企业的产权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和保证，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活力，经济发展又会缺乏微观基础。除此而外，也确实存在如何客观、公平反映企业的资产和收益的要求。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政府往往偏于激进，这往往有利于增加税前的利润和流转税。而另一方面，所有者、经营者、职员和企业，为了向政府少交收益，整体上会趋于保守或谨慎。这种对抗性选择集中体现在税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方法的选择上。政府往往处在优势一方，因其行政权利和无偿参与企业利益分配。但是，政府不能过分，否则微观主体缺乏活力甚至不再进入经济运行，政府就缺乏收入的基础。因此，宏观会计政策的制定，要权衡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率问题，要在两个效率间找到最佳均衡点，使得总体效率最佳。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既需理论研究，又需实证研究。此外，宏观会计政策的制定也要引入“公平”概念。政府与其它产权主体之间关系如何处理？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是政府作为产权利益主体应与其他产权主体权利平等。实现这种平等，关键是在会计政策的制定上必须有讨价还价的主体，有平等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和权利。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值得研究。最后，会计改革既要保证宏观效率，又要宏观公平，两者所要求的会计政策并非一致，如何使制定的会计政策能很好地实现上述双重目标，是重大的研究课题。简单地说，在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方法上，或者激进，或者保守，究竟掌握在什么度，才能更好地界定各经济主体的产权权利，并使经济整体效益最大。

其次，所有者在参与企业利益分配时，与经营者和职员之间也是对立的。所有者要维护其产权权利，首先必须确保其投入资本的安全。为此，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的选择应有助于资本保全。另外所有者也设法将收益保留在资产状态。因为，只要企业有收益，各经济主体都会参与其分割，结果会减少企业现存的资产数量。但是，所有者不能随心所欲，否则，经营者和职员因利益损失而难以富有积极性地为资本效力。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所有者偏于保守，而经营者和职员偏于激进。所有者往往处在优势一方，因为公司章程是由所有者通过的。但是，在两权分离后，资本利益必须要由经营者和职员的努力才能取得，所有者必须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两者的积极性。在选择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方法上，如何摆平各方的利益关系，才能更好地界定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员的产权权利，使两者的共同或整体经济利益最大，这是会计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课题。

整体来说，就所有者与经营者、职员的产权利益而言，后两者与前者是对立的，但又存在差别。任何经营者基于评价、考核自身业绩的需要，也由于自身现实收益分配的需要，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都易于偏向激进，与所有者有着相反的立场。而职员在两个层次上关注会计方法的选择：其一，职员在选择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以及其他以业务量为基础的工资形式时，由于单位业务量的工资标准是与企业的新创价值有关的，从理论上讲，他们必须关注会计上对资本保全价值和新增价值的分割；其二，职员不仅关注单位业务量的工资标准，而且，关注新创价值中职员整体收入的比重，它反映了职员阶层的基本地位。在职员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新创价值的数量大，职员收入的比重就小；相反，新创价值的数量小，职员收入就大。从这点出发，所有者更乐意用保守或谨慎性的会计方法，而职员则喜欢选择激进性的会计方法。如果职员的收入比重较低，工会就会站出来，与资方讨论增加工资的问题。会计上出现“增值表”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在会计政策的制定上，所有者与经营者、职员的产权利益的协调是以宏观形式体现。这三个利益集团都要求参与财务会计政策的制定。那么，以什么形式保证三者的利益在会计政策上都能得到体现，是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第三，所有者在进行资本交易或产权流动时，必然涉及如何处理与其他所有者的利益关系。本质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完全不一致的。资本交易或产权流动的对象物是企业的净资产及其潜在获利能力。从出卖产权或让渡资本所有权的一方看，他们总是希望评估较高的净资产和较高的获利能力。从会计方法的选择看，他们好于选择激进性的方法，这常常与他们在充当企业的所有者时所作的选择相反，这两者如何协调，对所有者来说非常重要；从购买产权或获得资本所有权的一方看，他们总是希望低估企业的净资产及其获利能力，从会计方法的选择看，他们好于选择保守性的方法。基于买者与卖者的这种对立立场，必然存在选择何种会计方法，才易于为双方接受的问题。这种选择自然会直接地影响买卖双方的产权利益，也会影响资本交易或产权流动的顺利程度，以至影响资源的配置过程。

第四，经营者被更替时，必然涉及如何处理现任经营者与继任经营者的利益关系。由于任期不同，现任经营者十分关心其任期的利益，他偏好提前使企业实现利益，而往往把成本或损失递延至后期；相反，继任经营者为其以后利益则偏好使企业留下潜在的收益，而不愿有任何潜亏递延。现任和继任在利益上不能不说是对立的。从会计方法的选择看，现任易于选择激进性的方法，而继任易于选择保守性的方法。现任与继任的这种对立立场，直接关系到双方以管理权权利为基础形成的产权权利，并会影响经理市场的流动性。

第五，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任何契约，发生任何交易时，都会涉及不同法人产权利益的界定。从理论上讲，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与企业间产权利益会伴随企业的组织上的独立性而得以界定。但是，由于企业间存在十分复杂的经济联系，也存在一个对具体经济事项重新认定其利益为主体的问题。不能不认为会计主体的假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一旦会计主体的假说形成，对任何企业与企业间的交易事项就需要判断是否要确认为这一企业或那一企业的事项。这种确认就是对某一企业的产权权利的界定，诸如各种关联交易，特别是长期合同工程、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等等。如何正确地界定企业的产权权利，不仅影响企业产权的合理流动，也会涉及企业的竞争能力的评价。

由于存在上述各经济主体间产权权利的界定，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选择的公允性始终成为各经济主体关注的焦点。除了制定一套公允的会计准则外，还需通过公证审计制度进一步证明各企业按企业会计准则所制定的会计政策是否公允反映了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从这个意义出发，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规范实质上是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维护各经济主体的产权权利，协调互相之间的利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此，各经济主体必然围绕会计各种规范和公证审计结论进行讨价还价，以达成利益均衡。现实地说，采用何种组织形式和操作程序才能保证这种利益均衡的实现，在会计法规中应予以考虑。

（二）会计与市场运行

会计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越来越强调其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至少所有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都与会计报告有着一定的联系。市场运行的目标主要是效率和公平。市场效率从结果看是指资源能有效分配，从前提来看，则是指决策的正确性或有效性。任何资源的分配都由决策决定，只有决策有效，资源才能有效分配。市场公平从结果看是指等价交换或公平买卖，从前提看则是讨价还价的双方都拥有相同信息及其他权益。只有这时，价格才能反映价值，价格才能公平。所以，会计与市场运行目标相联系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其一，会计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是否有助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效率，从而提高市场效率；其二，会计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是否对各经济主体具有共享性，从而使市场更具有公平竞争的环境。

1.会计与市场运行效率。市场运行有效必然是各经济主体的决策有效。而决策的效率最终是由决策者获得的信息是否充分有效为基础的。长期以来，我们普遍认为企业的对外会计报告与各经济主体的决策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以致在出现上市公司以后，其对外会计报告必须被公开披露，并成为基本的对外公开决策。因此，会计信息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就会计与市场运行效率来说有以下问题有待研究：

第一，会计提供的信息能满足各经济主体进行决策的所有信息需要吗？从集合的概念出发，就是会计信息是否等于决策信息，还是仅仅只是决策信息的一个子集。从经济运行的实践看，显然是后者。既然只是决策信息的一个子集，它与其他决策信息是何种关系，它对决策效率的重要性程度如何。籍此，在未来的会计发展中，我们必须证实会计信息与决策效率的相关性、充分性，确定哪些会计信息是决策必不可少的。这涉及研究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是了解信息使用者的直接信息需要，二是了解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模型。在研究信息需求的基础上，还必须弄清与哪些其他信息相补充才能作出最优决策，不同类型的会计信息对决策效率的重要性程度如何。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解决信息使用者整体的信息需求与信息使用者个体的信息需求差异问题，后面将论及。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我们还必须研究会计究竟能提供哪些信息，长期以来由传统会计所决定的会计信息范围是否可能被扩展和深化。我们既不能使会计承担不可能的信息责任，也不能降低会计对决策效率抑或市场效率的重要性程度。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研究满足决策效率所需要的信息是哪些？会计可以提供其中的哪些信息？这些会计信息与决策效率之间的重要性以及与其他信息的互补关系。

第二，会计提供的所有信息都能公开吗？如果我们已经证明哪些会计信息与决策效率有关，或可以向投资决策主体披露，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当会计能提供这样的信息时，是否就可以都公开披露给市场。仅仅从决策效率的角度出发，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决策效率是针对企业的投资人而言的，这里投资人不仅包括所有者，也包括所有者的债权人。如果我们站在投资人的另一方，即接受投资的企业，问题就更加复杂。从理想的角度讲，投资人与接受投资企业或经营者的会计信息（当然只是决策必要的）应对称，这样在企业融资、投资者投资的市场博弈中，两者才处于对等的状态。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由于经营者与投资者处于对企业信息了解的不同地位而造成两者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而且，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完全充分的会计信息的披露会涉及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企业提供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旦公开披露势必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当然也就影响市场的竞争度或效率。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在一定的市场成熟度的条件下，会计信息可以公开披露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使决策效率和竞争效率所带来的市场整体效率最大。伴随投资人对企业信息需要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这个问题必然越来越突出。

第三，会计现行模式下提供的信息对决策是充分、有效的吗？现行会计模式主要是建立在了解受托责任之基础上，会计信息表明企业或经营者一定时期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它揭示的是结果或已成的业绩。但是，市场投资决策是指向未来的，与此相关的信息也应是与决策相关的未来信息。那么，这种反映过去经营和财务活动结果的会计信息能预示企业的未来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会计面临抉择：如果现行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可以预示企业未来，那么，必须研究它是如何以历史会计信息为基础，拓展形成预期未来的会计信息；如果现行会计所提供的信息难以充分预示未来，这涉及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问题，我们还能创新旨在提供预示未来的会计模式吗？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会计信息是不能充分预示未来的，这主要表现在：（1）完全以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结果为基础形成的会计信息是不可能充分反映企业未来将怎样进行经营和财务活动的；（2）决策者群体的信息需求是多样化、个性化的，但是，现行会计模式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标准化、统一化的（公认会计准则）；决策者的信息需求依决策项目所依赖的环境不同必有所差异，对不同企业和同一企业的不同时期的决策项目，力求获得差异或特殊信息。但是，现行会计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要求不同企业之间和在同一企业不同时期之间具有可比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抉择：不仅要证明历史会计信息中的哪些与预示未来有关，它们能预示什么，用何种分析方式才可以预示；还必须研究现行会计模式作出何种改革才可以直接提供未来信息，会计有可能形成旨在提供未来会计信息的模式吗？

第四，现行会计模式下是按期提供会计信息的，它对决策信息的提供是及时的吗？市场投资决策与市场机会有关，市场机会是随时产生和存在的，而包含市场机会的会计信息是定期提供的，两者显然不一致。理想地说，会计信息应连续不断的提供。但是，会计本身不能控制其源头信息的时效性，会计作为一种系统信息也需要时间对原始信息加工。这样，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从而以什么方式提供，以什么手段提供，提供什么内容。此外，快速、连续提供会计信息必然会增加信息成本，这种成本是否能为有效性决策所产生的收益所抵消。为此，需要证明在一定的经济时期，会计信息披露的频率多高才能保证有效决策所产生的收益与增加的信息成本之差最大。这个问题显然与一定市场状态下平均的决策周期有关。可以认定，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变迁越快，决策周期越短，会计信息提供的频率应越高。

第五，任何会计信息的提供都将花费信息成本，对提供信息的要求越高，市场效率越高，信息成本越高。那么，信息成本的提高能为市场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入所补偿吗？信息成本不仅包括企业作为提供者要花费收集加工提供成本，信息使用者要花费使用成本，也包括对信息市场的宏观管理成本和运营成本。从整体上说，会计信息成本与市场效率的关系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宏观上，所有会计信息成本包括哪些方面，他们的发生与市场效率的提高是否相关，它们发生的多少与市场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是否相称；二是微观上，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为提供和使用会计信息将发生哪些成本，这些成本的发生是否能为它们带来相称的利益，从而，它们愿意提供和使用这些会计信息。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政府或市场管理机构为了市场整体效率和公平，常常会强制企业向市场提供信息，这种要求强制提供的信息，其内容是什么，其提供方式如何，才能既保证市场所必须的效率与公平，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成本。

第六，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整体信息需求与个体信息需求有何差异？文献中从未对二者作出过严格的区分。似乎前一方面涉及到市场如何处理会计信息（包括市场价格反映会计信息的方式、效率和程度，以及会计信息如何为市场价格所吸收），后者则涉及到信息使用者个人的决策模型、认识方式及利用信息的能力。因此需要研究信息使用者的信息负荷、数据固化、信息多义性等问题。对二者加以区分，有利于研究信息的有用性和相关性。显然，满足整体需求的信息与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相关，能引起价格变化，而与信息的表达方式和媒体及信息粗细程度关系不大。而个体信息需求则强调信息的表达方式、粗细程度以及表达媒体。此外，对二者加以区分还有着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例如，研究信息是否满足整体信息需求的方法着重于大量的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典型的例子是用事件研究方法论来研究市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反映。相反，研究信息是否满足个人使用者的需求则多半需要采用调查、采访或实验之类的方法。

2.会计与市场运行公平。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信息与市场投资决策者有着必然的联系。为了保证所有决策者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所有的市场投资者应有同等机会获得相同的会计信息。但我们仍然面临以下问题：

其一，会计信息越公开，市场越公平。另一方面，在市场上，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要从整个市场取得融资。而投资者由于其投资偏好也并非把所有企业作为其投资目标。结果，在市场上是否存在企业有目标地选择投资主体，而投资主体也有目标地选择接受投资企业的现实要求。如果这是一种实际的市场行为，那么，会计信息的披露不仅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有选择定向提供的。依此出发，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样的企业必须向市场公开披露信息，公开披露信息的最少内容要求是什么。不公开披露信息的企业，什么样的项目需要公开披露信息，至少应披露的信息内容是什么。一旦决定了信息的披露形式公开和定向，就必须研究何种披露手段（方式）更为有效，能够最低成本让所有投资者接受并理解会计信息。任何会计信息一旦被公开披露，就成为了公共物品，这些会计信息不仅提供企业不再拥有所有权，而且因其可复制性，而可以为任何使用者无偿使用，但从提供信息的企业而言，任何信息都发生了信息成本。这种公开信息的无偿使用性与企业提供信息必须花费成本之间形成了矛盾。我们必须研究，企业基于自身经营和财务需要只愿公开披露或必须公开披露哪些会计信息。哪些会计信息采取有偿披露将更加提高信息使用效率，这里有偿是指互惠互利（并非仅指购买行为）。对于定向披露的会计信息，一旦企业向特定对象提供，有可能出现特定信息使用者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使用者的搭便车现象，如何保护提供信息企业的专有权势必成为关注的问题。

其二，从会计信息的用户或投资者来说，会计信息越易理解，真正能运用会计信息的主体越多，市场越公平。但是，企业为使会计信息变得易于理解的加工成本和选择易于通俗表达的传播方式的成本必然提高。实际上，任何市场的投资人对信息的取得和使用能力是存在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才使市场存在竞争优势和优胜劣汰。但是，如果会计信息只能被少数投资人所理解和有效使用，又会在市场上形成垄断，而降低市场竞争效力。所以，必须研究在一定的市场成熟度下，会计信息的可理解和使用的难度所能包容的有效市场投资主体的数量，是否足以保持市场的竞争度。在这一竞争度上所要求的会计信息的通俗化成本是最为合理的。

还有一种与上不同的情况。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公开披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是一定的。但是，市场上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使用信息的能力不同，结果市场上，有的信息使用者给定会计信息过度，有的信息使用者给定会计信息不足，这就造成了市场上一种新的不公平。似乎解决办法之一是必须按照给定会计信息不足的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定向传输信息。实际上，在现实的市场运行中，企业确实会不断地向一些特定的用户传送特别的会计信息。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研究这种特殊传播的内容、方式以及市场规则。解决办法之二是发展中介机构，会计信息的目标使用者是受过培训的专家，他们向未受训者提供咨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研究提供会计信息的企业与中介机构的信息权利与义务关系，研究信息的提供方式、内容及市场规则。

二、会计与微观经济运行

会计作为一个对内的管理信息系统，不能不与企业的微观经济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企业经营者角度看，其管理行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或面向市场进行决策。二是对内形成一个激励和约束体系，以实现面向市场的决策目标。如前所述，会计具有协调委托受托责任关系和满足管理决策需要的功能，研究这些功能与上述两个方面的管理行为的联系非常重要。

（一）会计与企业决策

在进行会计与市场运行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探讨了会计信息与市场效率的关系，也即会计信息与决策效率的关系。那里主要是从整体说明市场参与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以及企业应向外部提供什么会计信息，以何种形式提供会计信息。对企业自身而言，无疑这些会计信息与其决策活动也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仅仅弄清这些会计信息与企业决策的关系是不够的。至少，我们还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差异：（1）企业提供给整个市场参与者或外部特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会计信息，并不是企业的全部会计信息。由于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必然存在企业独享的会计信息；也由于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自身掌握的会计信息，总是多于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2）从企业自身的信息需要来说，企业着重于经营决策，因而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与商品的购进、生产、销售行为相联系的信息上，不同于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着重于投资决策信息的需要；企业属于微观范畴，其决策具有微观性，因而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也具有微观性。也就是说会计信息必须与企业的某项经济活动相联系，必须与企业内部行为主体的行为相联系。这意味着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报告会计信息是不能满足需要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

1.会计信息对企业决策是否有效？既然，我们要解决财务会计信息如何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的问题，那么，研究的起点只能是首先确定企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组合，其中把会计信息作为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不仅是企业决策所需要的独具特色的财务会计信息，而且，所有其他信息组合所需的关联会计信息也应进入这一组合；其次，以企业决策所需的会计信息组合为要求，分析现行的会计信息能直接满足哪些信息需求，哪些现行会计信息能通过重新组合、加工间接满足决策信息要求，其组合、加工的方式是什么。哪些决策所需信息尚不能被现行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必须对现行会计信息系统作出何种改进或创新才能达到目标。企业决策不仅要获取会计信息，而且必须建立相应的决策模型。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必须研究现行管理会计所提供的决策模型体系是否满足各种相关企业决策的需要，还需建立哪些模型，怎样建立和使用。

2.会计信息对企业决策是否存在缺陷？按照企业决策对会计信息组合的要求，在比较现行会计所能提供的信息后，我们发现现行会计信息对企业决策存在缺陷：（1）以企业为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显然难以满足以部门、层次、岗位、市场、区域或项目等为主体的会计信息需要，及至难以满足以事件或行为为主体的会计信息需要。因而如何建立一个全面提供这些会计主体的信息，而又使会计信息成本最低的会计核算体系（要求各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能尽可能兼容）必然备受关注。（2）以分期假设为基础形成的期间会计信息显然难以满足随时决策需要的会计信息。这包括从信息提供的时间上不能满足，以及核算的期间上不能满足（决策所需会计信息的期间是不确定的）。因而如何建立一个以非分期假设为前提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也将成为需要。（3）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形成的会计信息难以满足企业中止，企业内部单位中止，企业项目中止等决策需要。因而如何建立企业中止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必须受到重视。（4）以货币计价为基础形成的会计信息所具有的综合性、总括性，难以满足决策对信息的具体性、差异性的要求。实际上，大量的决策都是从这种具体性和变异性的信息中提出的。因而如何将货币性信息与实物量信息结合，将综合、总括性信息与具体性、解释性信息结合有待研究。（5）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形成的会计信息难以完全满足以未来预期信息为主的决策需要。因而如何将历史信息与未来信息结合也将成为会计关注的焦点。凡此种种，以致我们可能设想满足企业决策需要的会计信息系统可能难以独立存在，而被融入其他企业信息中。

（二）会计与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体系

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约束体系实质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在企业内部也必须界定产权。它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各部门、各层次和岗位，以至每个员工的权利、利益不得侵犯，防止搭乘别人便车的现象。二是在企业内部还必须建立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界定产权是就企业每个成员之间的利益而言的，但是，在企业内部除了每个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外，也还存在每个成员与企业自身的利益关系。即使企业每个成员的产权利益不被侵犯，企业的任何一个成员还可以通过从企业法人财产上捞取利益好处，从而搭整个企业的便车。这种搭便车的办法就是侵蚀法人财产或所有者和债权人投入的资产。如果两种搭便车行为确实存在，企业就会出现大锅饭，偷懒现象盛行，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失效。会计到底与此存在何种关系呢？

1.会计与企业内部产权界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界定产权的最好办法是使内部行为外部化，即把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内部行为转化为市场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契约行为。透过市场中的讨价还价最终必然达成清晰界定各经济主体的产权权利。所以，从产权清晰界定所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效应看，以个人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是最为有效的。但是，现代生产经营是以连续式规模化为特征的，它有规模效应的起码要求、也有生产经营的协作要求。结果企业不可能以个人的形式存在。由于企业存在多个个人，存在部门、岗位和不同层次的利益，自然就产生了企业内部各经济主体的权、责、利（即内部产权）界定的问题。可以肯定企业内部行为只要不能按完全外部化的方式，对这些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效应就不可能象外部行为那么有效。但是，规模效应和协作效应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不过，单纯从激励和约束的角度来说，内部行为的这种效应应逐渐逼近外部行为。现在的出路就是使内部行为逼近外部行为，使企业内部环境逼近市场环境。整体上称为企业内部行为模拟市场外部行为。通过何种方式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企业实践证明：建立在权、责、利相结合基础上的内部各责任单位（部门、层次、岗位以至每个人）的预算体系可以实现上述的目标。预算意味着必须清晰地划定企业内部各责任主体的权、责、利，否则，预算缺乏基础。谁也不会糊涂地接受预算；预算意味着讨价还价。这实际上表明一个模拟的内部市场已经存在；预算意味着企业内部责任主体的利益是独立的，各责任主体只能根据其预算的完成情况获取报酬，多劳才能多得，不许有搭便车的事情发生。

一旦我们把预算体系作为一种内部产权界定机制引入企业，会计在其中就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会计主体的概念必将扩充，即按内部责任主体形成会计主体，透过对责任主体的核算，把本来难以实现的企业内部行为外部化（至少可以模拟实现）。但是，现实的问题是责任单位如何形成，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业务关系及与此相关的权、责、利关系，如何才能为以责任单位为主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提供有效的核算基础。其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的原理和方法怎样才能有助于界定各责任主体的权、责、利。预算作为一种机制表现为一个过程，包括预算的制定、执行、控制以及考核评价。会计如何围绕这一过程进行核算，提供信息。总之，必须研究现行的会计体系能否满足预算机制和预算体系的要求？经过功能扩展能否实现这种要求？如何进行功能扩展？是否要建立新的体系？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旦在企业内部引入预算机制，企业的组织设计就必须按照预算的要求形成。由于预算的机制作用，必然会对企业内部各责任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必然涉及研究会计对企业内部各责任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2.会计与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体系

研究和完善会计控制体系，我们会遇到以下问题：

其一，任何企业的会计控制体系都要确保会计数据真实。同时，由于企业不仅存在包括会计信息在内的信息流动，而且也包括资金流动、物质流动和人员流动。所以，如何将企业的会计控制体系与企业的人、财、物和信息流动结合起来，确保他们的有序、高效、协调运行，确实值得进一步研究。这里应进一步强调的是，会计控制体系不仅要保证人、财、物和信息每个要素流动的每个环节之间彼此相互制约、协同，也要保证这四个流动相互之间的制约、协调。

其二，在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伴随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在企业内部要实行分层管理，相应产生了集权分权问题。而且，由于集团公司的出现，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集权分权问题，无论是集团还是企业内部，为了保证分层、分权体系的协同运行，必然产生怎样控制各分层分权机构的必要，会计控制在这种分层分权控制体系中必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我们来说，需要研究的是：在一定的集团和企业环境下，对分层、分权机构应控制什么，怎样控制。这不仅涉及不同的集团和企业应有不同的模式，而且同一企业的不同发展时期也应有不同的模式。在会计控制中，会计政策有着重要的作用。会计政策不仅有国家统一的会计政策，也应有集团公司的会计政策——企业会计政策。如何发挥后两个层次的会计政策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值得研究。

其三，会计控制体系在达成上述控制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研究：（1）建立怎样的会计控制体系，既能达成会计控制的有效性，又能使控制成本最低；（2）建立怎样的分层、分权会计控制体系，既能保证集团或企业能通过有效集权实现协调、统一，又能使各分层、分权组织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集权和分权的度究竟怎样掌握，不同集团和企业，以及同一集团和企业的不同时期应有所差异，判断这种差异的依据是什么，差异的内容是什么等。

（《会计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