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5 作者:孙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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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I孙国府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其长期治党治国理政生涯中,毛泽东历来重视财政工作,并就财政问题提出了不少理论观点和政策方略,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财政思想,有力指导和推进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重温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回味其蕴含的治国智慧,对我们做好财政工作深具启发意义。
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财政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他多次强调财政工作要算政治账、大局账,要顾长远,不能陷入收收支支的小圈子。他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毛泽东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针对1940年陕甘宁边区因被国民党停发军饷、实行经济封锁和受灾而遇到的突出财政困难,毛泽东提出经济建设乃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1951—1952年,他亲自部署了以反贪污、反浪费、...
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I孙国府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其长期治党治国理政生涯中,毛泽东历来重视财政工作,并就财政问题提出了不少理论观点和政策方略,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财政思想,有力指导和推进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重温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回味其蕴含的治国智慧,对我们做好财政工作深具启发意义。
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财政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他多次强调财政工作要算政治账、大局账,要顾长远,不能陷入收收支支的小圈子。他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毛泽东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针对1940年陕甘宁边区因被国民党停发军饷、实行经济封锁和受灾而遇到的突出财政困难,毛泽东提出经济建设乃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1951—1952年,他亲自部署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偷税漏税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五反”运动,强调“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针对1952年新税制改革,毛泽东专门要求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研究,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结论。
强调财政工作的政治性,就必须要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专门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明确规定:一个县里配干部,除县委书记和县长外,还要配备一个能力强的人当税务局长,以便把税收工作抓起来。1950年5月毛泽东致电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1952年12月,毛泽东还亲自拟定了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责任并发布执行。当时,财政经济工作也成了中央和中央局会议的主要议程。
为了解决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探索建立加强党对财经工作领导的机制。1953年,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这些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同时要求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并为此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
经济决定财政的理财思想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的核心财政思想,也是他对财经工作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阐明了经济与财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成为我们党从事财政工作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
一是强调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是对经济决定财政关系的系统论述。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认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倡导的这种积极理财思想,强调各级政府在财政经济问题上,要把重点放在大力发展生产、更好地开辟财源方面,“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为了解决边区财政困难问题,他及时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积极效果。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财政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财政部门挖掘财政收入潜力,还是要靠经济、生产部门。毛泽东在强调经济决定财政的同时,曾经指出,要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不能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二是反对单纯财政的观点。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毛泽东对那些“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的同志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针对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明确指出,“只片面地
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和“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非常关注部队的吃饭生存和生产建设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更加重视处理吃饭和建设的关系。1949年3月,他在同苏联米高扬会谈时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这是毛泽东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提出的财政经济政策方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应该说,“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用财思想,与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彼此有着紧密的思想逻辑联系。
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预算思想
毛泽东一向重视财政收支平衡,强调财政要留有余地,量力而行,不要收过头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一是树立人民观点,减降税收负担。毛泽东多次强调,政府要据实征税,不收过头税,“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税收一定要按率计征”,“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防止“竭泽而渔,诛求无已”。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1965年6月,他在听取“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汇报时指出:“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据统计,1950—1961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年均186亿公斤细粮,而1961—1975年,尽管粮食产量增加了,但全国农业税收入年均仅125亿公斤细粮,有了较大幅度下降。
二是适当控制支出,坚持收支平衡。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立足于我们国情和实际。1956年在听取财政部工作汇报时,针对有关部门不顾客观实际盲目提出财政资金需求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哪里要得了这么多,这是漫天要价,除非有几个金鸡生蛋才行。”1964年,针对经济形势好转后出现的上项目势头过大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要求,强调“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长长的。”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基本实现了全国财政年度收支平衡。
三是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一生都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一项治国之道。早在1934年1月,他就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强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要提倡勤俭建国”,“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1955年,针对一些合作社存在的不注意节约的不良风气,毛泽东郑重指出:“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多快好省的财政绩效思想
“多快好省”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核心内容。此前,毛泽东已经多次对“多快好省”的思想作过阐述。1956年2月,他在听取一机部等有关部门汇报时指出:“尽强调数量,不强调质量不行。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的多快。你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强调:“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了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1959年6月,面对“大跃进”中急躁冒进之风,他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多快好省”包含着辩证法思想,既是毛泽东强调的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也是我国财经工作遵循的绩效原则,尽管在实践中曾出现偏差,但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得到了较好体现。自1950年毛泽东指示治理海河、淮河起,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淮河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达316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到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巨大的农业基础设施是通过财政投入、以工代赈灾、集体出义务工等方式,用较低财力物力成本换来的,体现了政治家的战略、大局眼光。
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资源配置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我国一穷二白、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发挥制度优势,集中财力办大事,“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为此,1950年党中央即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逐步建立起中央财力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为集中全国有限财力“办大事”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是采取保证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性开支的办法,应对抗美援朝的巨大开支。1952年底,中央在讨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时就明确指示:一是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又要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使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等为了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仁政”上,同时又要兼顾到人民生活改善的当前利益的“小仁政”,“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军事费用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高达24%。
二是突出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建设上。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一星”标志着新中国在科技领域和国防建设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这不仅为中国的国防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且有效地支撑了世界大国地位。
三是财政积极为政治外交服务。改革开放前,我国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的状况下,还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等提供经济援助几百亿元。通过这些对外援助,支持了第三 世界发展,为我国创造了和平国际环 境,赢得了道义和声誉,团结了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1971 年中国在联合 国合法席位恢复和成为联大常任理事 国之一。截至 1976 年,中国已与 126 个国家建交,初步奠定了中国作为有 影响力大国的地位。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视 野,指导财经工作实践,形成了意蕴 深邃的财政思想,成为毛泽东经济建 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走过一些弯路,出现了一 些失误,但新中国财政事业仍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1950 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 65 亿元,1951 年就翻了一番,达到 133 亿元,而 1975 年已达 816 亿元,比 1951 年增加了 5 倍多。财政为新中国 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提供 了有效的财力支撑和保障,也为改革 开放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 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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