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5 作者:许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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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建设
许大华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面对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争,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先后举行了上百次武装起义,组织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红色区域遍及十余省的3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其中,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全国最大的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财政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艰难探索中奋然前行。
建立财政组织机构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人民委
员会下设财政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邓子恢、林伯渠先后任财政人...
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建设
许大华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面对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争,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先后举行了上百次武装起义,组织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红色区域遍及十余省的3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其中,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全国最大的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财政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艰难探索中奋然前行。
建立财政组织机构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人民委
员会下设财政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邓子恢、林伯渠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即部长)。财政部下设会计处、审计处、总务处、税务局、公债管理局、钱币管理局、国产管理局、没收征发局、国库管理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等机构,执行国家各项财政经济政策,分别计划和处理岁入岁出,并管理国库、税收、公债、钱币、会计、银行、国有财产、合作社等工作。这时的财政部所承担的任务是十分广泛的,几乎总揽了各项财政经济工作的职能。
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隶属于财政部,毛泽民任行长。同年11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库暂行条例》,规定国库的职责是“掌管国家所有现金项目之收入、保管及支出等项业务。国库之一切,均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库管理局来管理,其金库则委托国家银行来代理。”
1931年12月底,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对财政部门的组织系统及领导关系和各级的职责做出具体规定。根据训令,中央根据地各省县区均设立财政部,红军设总经理部,各军团或军设经理处,各师设军需处。各级财政组织机构的建立,为根据地财政的
创建提供了组织保证。
建立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红军和根据地的财政处于分散管理状态,自收自支,随筹随用,各自为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建立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
(一)财政收入。1931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等,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未开征)三种。农业税根据阶级的不同,按每户每人平均收获稻谷的数量采取不同的累进税率进行征收。对城镇商业征收商业税,按资本的多少累进征收。从此,中央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1933年5月,中央财政部公布《关税征收细则》,开征关税,进一步充实了税收制度,增加了财政收入。
1932年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各级财政机关按照中央规定的税则征收;各级财政机关的一切收入,应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经费必须根据批准之预算按发款通知书领款;各级财政机关要向上级报送决算表;账簿、表册、单据规定统一的格式。1932年12月,中央财政部发布第12号训令《统一会计制度》,规定将负责收钱、管钱、领钱、支配的四个部门分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由于中央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仅靠税收难以保障革命战争需要,为充裕财政,保证革命战争供给,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和《发行第二期公债条例》,依据两个条例,共发行了180万元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第一期60万元,第二期120万元。为发展苏区经济,改良群众生活,1933年7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规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后因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这样安排已不可能,大部分用作战争经费了。
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根据地财政最大的困难是现金和粮食供给紧张。为克服困难,不得不采取两项非常措施:一是多发钞票。截至红军长征开始,国家银行共发行苏维埃货币(苏币)约800万元。二是向群众借粮。1933年春季向群众借谷16万担;1934年夏季借谷24万担,秋季又借谷60万担。三次借谷都如期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这些充分表明根据地人民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勇于承担困难,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财政工作的这个成绩,是坚持进
行第五次反“围剿”和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实现了长征的有利条件之一。
(二)财政支出。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实践中,中央根据地财政支出实行“先前方、后后方,先红军、后地方”的分配原则。在红军和党政人员中,实行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度,在物质待遇上官兵基本一样,一律不发薪饷,酌量发给每人少量的零用钱,用来解决生活上的最低需要。对技术人员酌发较多的技术津贴。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一般低于红军部队,乡以下工作人员自带干粮办公。此外,对于其他各项军事费用和办公费,也都根据需要和财政的可能,规定了严格的供给标准,贯彻执行了节省方针。实施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不仅节省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而且培养了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大大增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实际执行中,领导干部自觉从严要求自己,甘于奉献,以上率下,如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胡海,去基层办公自带干粮,给公家省下伙食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在节省运动期间,坚持每天自带伙食办公,受到群众的称赞和拥护。因此,就有了当年老百姓传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坚持节省方针,始终是中央根据
地财政支出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克服根据地财政困难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开展节省运动。1931年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要求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省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使用最少的资财办尽可能多的事情。同时,要求将这一节省运动在群众中作广泛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省运动的意义,积极实行节俭,储蓄粮食,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除要求各级政府和后方军事机关继续节省粮食和经费,建立会计制度,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认真审查预决算执行情况以外,还要求立即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要求各级政府和后方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多种杂粮蔬菜,养猪、鸡、鸭等,并以所收获的三分之一帮助前方红军。这一号召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取得很大成绩。当年各级党政机关及各团体的行政经费在很短时间里就减少了30%。据中央财政部统计,节省的资金交到国库的达609万元,大大超过人民委员会提出的4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要求。同时,节省运动中还普遍精简了人员编制。中央局减少通讯员35%,减少挑夫15%,公差全部取消。中央政府减少了169人,县政府工作人员由300人减为104人,有些区政府由五六十人减为30人,小区减为22人。
财政在优先保障革命战争经费供给的同时,还尽可能支持经济及其他事业发展。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在根据地创建初期,财政支持经济的方式,主要是从战争缴获和打土豪取得的财物中拿出一部分兴办各种公营企业和商业,后来有了税收和公债收入,政府就以投资和拨款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发展。如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中央财政部拨给国民经济部的资金达200余万元,以扶持公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在财政的支持下,政府开办了中华纺织厂、中华纸业公司、中华钨矿公司,还兴办了造币厂、印刷厂、通讯材料厂、卫生材料厂、交通材料厂、草鞋厂、粮秣厂,这些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企业,也是最早的中央企业。合作社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据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可以说,江西瑞金是人民共和国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组织的发祥地。为鼓励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发放耕牛、种子、农具等低利贷款,对种棉田地免征农业税,有的还免费发给种子。1933年中央根据地谷子的收成比上年增长15%,闽浙赣根据地增长20%,荒田大大减少,如江西开垦的荒田达20万担以上,福建在3万担左右。对外贸易工作也有所发展,1933年8、9、10三个月,进出口总额达33万元之多。这些措施对促进根据地经济恢复和发展,保障红军给养,改善群众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支持文教卫生等事业发展上,财政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1934年3月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根据地有3199个列宁小学,学生约达10万人,4562个补习学校,学生约达8800人,还有列宁学校(中学)、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
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信学校、卫生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教育机构,专门学校的经费由政府统一开支,普及教育的经费由政府和群众分担。根据地创办的《红色中华》等报纸杂志,举办的群众性文化娱乐组织(如俱乐部、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等),经费也多由财政开支,或由财政补助一部分。红军医院的经费从军费中支出,为地方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治病的地方医院,经费除医院收入以外,由地方政府拨付。未设立地方医院的地区,红军医院也为工农群众治病,生活困难的给予免费照顾。1931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具体规定了对伤病员、残废战士、牺牲或残废的红军家属之优待措施,财政在资金上给予保障。1934年2月,人民委员会颁布《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规定小学教员的生活费医药费,依照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标准由财政支付,符合奖励条件的发给奖金。
加强财政监督
严格财经纪律,反对贪污浪费,是做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1934年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审计条例》,规定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红军内部建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由各级政府直接领导,监督检查各级财政、政府各单位以及由中央政府发补助费的群众团体的财政财务收支执行情况。每次审计结果都在《红色中华》上公开披露。1934年3月至9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对苏区中央政府预算以及地方政府预算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改进意见,引起很大反响。
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依据法令,中央根据地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据统计,仅在中央机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共42人。1934年仅瑞金县检举贪污浪费,追缴贪污款达6000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土地革命时期,中央根据地的财政建设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年多时间,但由于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激烈的革命战争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极不平凡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制定和执行了各项财政方针、政策,建立了各项法规制度,从而保证了红军的供给,创建了根据地的财政。它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第一次把党提出的财政纲领和累进税原则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财政机构的建立和职权划分,统一财税管理,建立预决算制度、税收制度、会计制度、国库制度和审计制度等,都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财政建设的重大尝试。许多经验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廖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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