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要使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也就是共生富裕；并使全体人民共享这一富裕的成果也就是共享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富裕是共享的前提，而共享是富裕的目的，这就是富裕的共享和共享的富裕（李实，2021）。共生富裕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而共享富裕则是全体人民都要分享共生富裕这一成果，这里的分享不是平均分配，是要体现人们对共生富裕这一成果的贡献程度。会计既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共生富裕）直接相关，也与全体人民共享富裕密切联系。

一、会计与共生富裕

无论从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看，都希望通过社会生产活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为此人类社会要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得以发展。生产力包括人和资源两个基本的要素，人们通过对资源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得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富裕提供物质基础。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生产力两个要素的结合模式始终存在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是拥有资源的人不一定是优秀的人，而优秀的人却不一定拥有资源，社会只有将拥有资源但不优秀的人手中的资源转移到优秀的人手中，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二是当资源交给优秀的人后，发现还有更优秀的人存在，社会只有不断将资源转移到更优秀的人手中，社会生产力才能持续不断地提高。显然，前一转移属于资源所有者与资源经营者的关系问题，后一转移属于资源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提高社会生产力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规律，倒不如说是一种自然规律，无论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一种内在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必然，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两个要素的转移是必然的，但转移的方式最终决定了转移的效果。

就第一种转移而言，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采取的是暴力转移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方式得以实现，拥有资源的阶级通常是剥削阶级，而没有资源的阶级则是被剥削阶级。随着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资源掌握在其手中必然带来社会生产力的下降，而被剥削阶级由于穷困而希望获得资源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并满足自身的需要，由此就会形成剥夺剥削者的暴力革命。每一次暴力革命都是在社会生产力下降到不能再下降时发生的，而暴力革命本身又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可见暴力转移的方式不仅不能持续提高社会生产力，反而使社会生产力出现了波浪式的起伏变化，一定时期的增长往往被一定时期的衰退所反噬。直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扭转，原始积累时期资源向资本家的转移，从农业产业向工业产业的转化，仍然采取暴力转移的方式。原始积累之后，拥有资源的人并不优秀，而优秀的人不一定拥有资源的问题再次出现，如果解决这一问题仍然采取暴力转移的方式，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最终得以提高。伴随公司制企业的出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彻底翻转。公司制企业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拥有资源但不再优秀的所有者仍然享有对资源的所有权，并通过这一权力分享公司的收益；不拥有资源但优秀的经营者享有对资源的经营权，经营者通过对资源的经营使得公司的价值最大化，不仅给所有者带来了利益，也为自身带来了收益。因此剥削者不必要再被剥夺，被剥削者也无需要再剥夺，人类社会生产力两个要素的转移模式就由暴力转移的模式转换为和平转移的模式，之后社会生产力才得以极大地提高。

两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公司制企业必然以会计作为前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要使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得以有效协调，前提是经营者必须要向所有者提供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报表。一是这一报表使得所有者能了解自身资本保值增值情况。通过会计报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披露，所有者可以据此做出是否继续对公司进行投资的决策。二是这一报表使得所有者能掌握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但两权分离也带来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经营者不提供会计报表，所有者就无法判明经营者是否具有专业的职业能力，以及是否履行了受托经济责任，当然所有者就不可能再委托经营者经营，两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就不可能产生，拥有资源但不优秀的人手中的资源就不可能转移到优秀的人手中。三是这一报表使得所有者能够较好地防止经营者背叛。一方面经营者具有自身的私利，另一方面经营者又具有专业的职业能力，这使得经营者有可能产生背德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其结果是所有者不仅得不到预期的回报，甚至会遭受资本的直接损失。所有者失去了委托经营者经营的前提，社会生产力也不会由此而提高。通过经营者提供的会计报表，能够提高经营者行为的透明度，从而防止经营者的背叛行为。四是这一报表使得所有者能够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与评价。经营者之所以接受所有者的委托开展公司的经营活动，当然不只是为了实现所有者的资本保值增值目标，更是要通过这一目标的实现获取自身利益。经营者自身利益的大小必然与所有者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经营者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度决定了自身利益的高低。所有者正是依据会计报表考核和评价经营者实现其目标的程度，并以此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使得经营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职业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进而提高公司价值创造的能力。

就第二种转移而言，不是将所有者手中的资源委托经营者经营所形成的转移，而是将资源从相对不优秀的经营者转移到相对优秀的经营者。这一转移并不涉及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资源在不同公司之间的流动，所以更准确地说，第二种转移就是要将资源从收益相对较低的公司转移到收益更高的公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的资源以资本的形式存在，资本通过入股的方式形成，股票市场上股份以股票形式存在，这样资源在不同公司之间的流动就表现为股票的流动或者买卖。通过股票的流动或买卖以实现资源在整体上的最优配置，这必然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必须明确的是，股票市场之所以存在是以公司制企业的形成为前提的，没有公司制企业就没有股票市场。而公司制企业又以经营者必须向所有者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为前提，所以公司制企业所提供的会计报表成为了第二种转移的充分必要条件。

一旦股票市场形成，作为股票交易的场所，要实现股票的流动或者买卖，就产生了股票定价的必要。公司股票价格是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其变化趋势为依据的，股票市场的参与者正是通过对公司所提供的会计报表进行分析，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做出判断，进行股票买卖的决策。除了投资大众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股票的买卖，实现股票流动从而进行资源配置外，公司在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中，还要进行公司估值。公司估值需要对公司发展趋势、市场规模、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判断，以此确定公司的市场价值。无论是股票买卖还是并购重组或发行上市都离不开对公司价值的分析判断，这种分析判断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公司的会计报表。会计报表不仅反映了公司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且透过对会计报表的深入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公司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风险和未来的变化趋势。如果公司的会计报表提供的信息真实可靠，投资大众的决策和对公司的估值就会比较准确，通过股票市场的股票交易对资源配置所发挥的作用就会大大提升，就能更快地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反之，则有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对资源进行错配，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公司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构建和成熟，而这两者根本上是离不开会计的。

会计与共生富裕不仅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也与风险防范密切相关。如果说资源始终掌握在最优秀的人手中，可以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提供可能，那么通过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最优秀的人可以防范风险于未然，这样就可以使得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成为现实。公司的风险具有两面性，公司面临的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也就是收益与风险对称；但如果公司不能有效地发现和控制风险，风险就会导致公司的损失甚至失败。正因为这样，公司经营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准确及时地发现风险和有效地控制风险。会计及其所提供的报表对公司风险的发现和控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说，会计具有对公司业务活动全过程进行反映和监督的职能。通过会计反映就能够了解业务活动开展的过程，业务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就会通过会计信息予以揭示。会计信息是公司的主要信息，它对公司业务活动的反映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连续性和及时性，这使得会计信息对公司业务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风险的揭示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公司通过会计信息可以全方位地揭示风险及其成因，而通过对这些风险形成原因的深入分析，可以提出风险防范的措施，从而减少和避免损失的发生，为制定防范风险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正由于会计能对公司业务活动全过程进行反映，会计就可以通过对业务活动的反映实施有效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会计核算流程可以监督业务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以防范于未然；二是通过会计核算和分析可以监督业务活动过程中低效或无效的行为，以防止损失的发生。除此之外，会计通过核算也能够为公司提供风险准备。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公司的各项资产在未来面临减值时，可以提取相应的减值准备；公司当年的利润可以用来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也可以用来冲抵未来的损失；公司在利润分配前需要提取公积金，以备未来不测。如此等等无不表明通过会计核算可以对公司的风险未雨绸缪，提取风险准备。所以，会计核算能够事先通过风险揭示，发现和防范风险，从而为公司带来风险收益；也能够通过风险准备，在事后应对风险损失，以保证公司可持续稳定发展。

正是由于会计在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上述功能，必然会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共生富裕离不开会计。

二、会计与共享富裕

共享富裕属于分配范畴，而会计与分配有着不解之缘。首先，会计确认和计量可分配的全部新创价值，这是分配的基础；其次，会计可以反映不同主体对这一新创价值的贡献程度，为对不同主体的分配提供依据；再次，会计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政策变动也会改变分配的格局。

会计确认和计量可分配的总收益是以资本保全为基础的，公司的收入首先要用来弥补投入的资本，也就是产品的转移价值部分，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价值才是公司新创造的价值，它是用来分配的基础。一个公司用于资本保全的转移价值多少与公司新创造的价值多少之间是反向关系，如果多记转移价值（也就是资本保全的数额）意味着新创价值的减少，从而本应用于公司分配的新创价值就会转化为股东的价值，相应减少公司其他利益主体的可分配价值；如果少记转移价值意味着新创价值的增加，从而本应用于公司股东资本保全的价值转化为新创价值，相应增加公司其他利益主体的可分配价值。这两种情形都使得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被错配，而正是通过会计的确认与计量，使得公司用于资本保全的转移价值与用来分配的新创价值的边界得以明确界定。一方面，这有助于公司通过资本充分保全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用于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共享；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公司股东与其他各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公司所有利益主体的收益分配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从而通过收益分配更好地调动所有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使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没有会计所提供的会计报表，公司的收益分配就失去了依据，所谓价值共享也就无从论及。

公司的收益分配始于初次分配，参与分配的主体是与公司价值创造直接相关的各要素提供的主体。公司价值创造的各要素提供主体包括政府、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政府提供了环境要素，就是为公司进行业务活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秩序。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司的经营效率就难以提高甚至无法开展业务活动，而政府对公共秩序的维持是公司的业务活动有序正常进行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政府提供的环境要素是公司进行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要素。股东提供了物质要素，就是为公司进行业务活动提供资本，公司用股东提供的资本购建经营的手段和经营的对象，没有股东提供的资本，公司的经营就失去了物质基础。经营者提供了决策要素，就是确定公司开展怎样的业务活动以及怎样开展业务活动，没有经营者的决策，公司就不能确定购买什么样的经营手段和经营对象，以及业务活动如何展开。公司的业务活动没有了方向，也不能对各项业务进行有效地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公司业务活动的进行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从而无法实现价值创造。员工提供了执行要素，就是将经营者的决策予以执行，没有员工的决策执行，决策就会落空，最终价值创造不可能实现。所以参与公司初次分配的四个主体分别提供了四种要素，他们对价值创造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参与公司新创价值的分配，也就是初次分配。但由于这四个主体所提供的四种要素是完全不同质的，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作为分配的依据。尽管如此，初次分配必须要提供四个主体参与分配的全部新创价值的总额，也需要提供四个主体参与初次分配后各自在新创价值中最终分享的份额（政府以税费形式、股东以利润形式、经营者以年薪形式、员工以工资形式参与分配）。前者是分配的基础，没有它就无法进行分配，后者是分配的结果，参与分配的各个主体就可以从这一分配结果中分析和判断自身在整个分配中的比重，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分配地位，并通过分配的讨价还价实现分配的帕累托最优。无论分配的基础还是分配的结果，最终都必须要通过会计信息予以反映，通过会计对全部新创价值的核算，就为四个主体参与分配提供了依据；通过会计对各主体在分配中份额的核算，就能显现四个主体在分配中的比重和地位。

参与公司初次分配的四个主体在取得各自的分配份额后还有必要在其内部进一步进行分配。由于各股东的出资在质上具有同一的价值属性，就可以直接按照各股东的出资额对总的利润进行分享，这里的共享富裕就是按出资比例大小进行的。但是对于政府、经营者和员工内部所进行的分配，由于各主体内部个体行为的不同质性，不能直接像股东那样按照出资的比例进行分配，需要根据各内部个体对主体目标实现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就政府而言，一方面政府必须将获得的税费收入进一步分配给各政府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这些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履行政府某一公共产品和公共秩序维持的责任，并根据这一责任的大小和实现程度对其进行收入分配。也就是说，在政府的预算分配中，按照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与事的大小和最终绩效挂钩的原则进行，实行预算绩效管理，并通过决算考核评价预算绩效的执行情况，这里无论预算还是决算都离不开会计。在预算中，会计对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秩序绩效的评价越科学合理，预算分配也就更加科学合理；在决算中，会计在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越真实可靠，预算绩效的考核评价也就更加合理有效。除了对各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分配离不开会计外，对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的分配也需要会计参与其中。只有会计能够更好地就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各部门、各岗位对总的预算绩效目标实现的贡献程度进行真实准确的反映，其内部分配才能更加合理有效。

经营者团队和员工整体参与公司的全部新创价值的分配后，也需要在其内部对每个成员进行分配。与政府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不同，经营者和员工是直接为公司进行价值创造的不可或缺的主体，所以经营者和员工参与公司新创价值的分配是以他们各自的贡献程度所决定的；由于经营者和员工中的每个成员所进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质上不同，也就无法找到统一的标准进行分配，尽管如此，也必须要尽可能以各成员对公司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作为分配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调动各成员的积极性，为公司价值创造提供主观基础。现行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主体就是公司本身，并没有延展至公司内部的部门和岗位，这就导致难以根据会计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对各成员进行业绩考核和评价，相应也就不能确定各自对公司新创价值的贡献程度，对各成员的分配就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实际上在会计的发展过程中，实践对此提出了迫切的需要。迎合这种需要，理论界提出了分部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并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其基本的形态就是责任会计，这无非就是要针对公司内部的各责任主体进行会计核算，以提供他们各自对公司新创价值的贡献程度的信息。这一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又与预算管理进行有效的衔接，公司通过预算体系将预算价值目标分解落实到每一个部门和岗位，最终具体到每一个人，形成基于人的责任预算，其目的就是要明确划定各责任人的预算责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权力和利益。这不仅可以确定公司每个成员在预算价值目标中各自贡献的份额，而且通过一定时期的决算确定公司每个成员在预算价值目标中实际贡献的份额。正是通过预算与决算的比较，最终确定各成员在经营者或员工整体收益中的分配份额。

会计不仅确认计量公司的新创价值以及各要素提供主体和成员对这一新创价值的贡献程度，而且作为财政政策之一的会计政策变动本身就会调整分配的格局。当政府想更多地增加自身的收入分配时，就会要求会计对收入、成本和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调整；反之就会要求会计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调整。如通过对收入、成本和费用确认的范围、条件和时间以及计量价格的调整，就可以改变公司税费的数额；对资产及其减值确认的范围、条件和时间以及计量价格的调整，就可以改变公司的收益，相应调整公司税费的数额。在公司的并购重组过程中，会计确认计量方法的调整也会影响公司的税费。政府税费的增加就是公司收益的减少，反之亦然，公司收益的减少或增加又进一步影响股东权益、经营者的薪酬和员工的工资。当政府想更多地增加股东利益，实现更充分的资本保全时，政府就会通过会计去更多地提前确认计量成本，成本是产品的转移价值部分，提取成本就是要从公司的收入中进行扣减，以收回股东的本金。提取的成本越多，意味着留给股东的本金越多，公司的利润就会相对减少，政府、经营者和员工分享的收益也会相应减少。与此同时，随着会计政策的调整，公司的盈利水平也会随之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公司估值的变动，进而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从而构建股票市场交易各方收益分配的格局。除了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的会计政策的变动可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外，与公司相关的其他财政政策自身的调整，如调整相关税费的范围和比例，最终也需要通过会计核算才能真实地反映对各个公司的影响程度，也就才能确定政府和公司收入分配格局的实际调整水平。

可见，会计不仅可以通过所提供的信息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也可以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提供依据，并直接地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会计从来就不仅仅只是对企事业单位的业务活动进行反映和监督的手段，它也为社会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共同富裕与会计变革

既然会计与共同富裕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要发挥会计在共同富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会计体系，不能由于会计体系本身不够科学合理而导致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不利影响。为此，会计不仅要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要反映公司的业务活动过程；会计不仅要满足大众投资者一般公认的会计信息的需要，也要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会计信息需要；会计不仅要满足以公司法人为主体的会计信息需要，也要满足公司内各分部主体的会计信息需要；会计不仅要满足股东利润分配的需要，也要满足公司各要素提供主体收益分配的需要。

（一）会计要反映公司业务活动过程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会计目前还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难以全貌地反映公司的业务活动过程。现行会计是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要求进行核算的，公认会计准则具有规范化、标准化和公认化的特征，它是建立在各种会计假设和前提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方法也具有可选择的弹性。但就公司发生的会计事项而言，任何一项特定的会计事项都是在某一具体的环境下发生的，具有客观唯一性，这与公认会计准则中具有通用性的会计假设和前提并不一致；同时，公司任何一项特定的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属性也是客观唯一的，并不具有可选择的弹性。这就意味着公认会计准则已经被主观化，这种主观意味着会计对公司业务活动的反映并不可能完全真实，有学者把这种失真称之为规则性失真（吴联升，2003）。也有学者认为公认会计准则适应的是资本市场交易高流动性的需要，其理论框架和具体规则存在偏差和弊端，反映了证券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利益（周华，2017）。正由于公认会计准则的这种主观性和倾向性，就必然导致按照公认会计准则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受损；同时，依照公认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也并非反映了公司全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许多表外会计事项甚至没有反映的会计事项就是其例证，会计信息也因反映不全而失真；此外，会计人员还需要就公司发生的会计事项与公认会计准则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做出判断，这种判断有可能基于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个人利益而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所有这些失真必然会改变利益分配的格局（娄桂莲，2013）。按公认会计准则进行的会计核算只是提供了公司一定时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价值结果信息，而没有提供公司业务活动全过程的信息。又如销售业务的核算是在销售发票、收款凭证、出库单和销售合同等业务凭证取得后才进行的，这些凭证都是销售业务的结果，而销售业务全过程中的其他信息会计并不进行核算，在会计报表中也没有反映。会计是全面、系统、完整、连续、实时地反映公司业务活动的信息系统的本质难以实现，它只是提供了业务活动价值结果的信息，没有提供价值结果形成的业务原因信息，这使得价值结果难以一一溯源业务原因。既然不能找到价值创造的业务原因，就不可以进一步追溯至进行业务的主体，也就难以充分按照每一个业务主体对公司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分配的合理有效性必然受到影响。会计没有披露业务原因的信息还导致无法及时发现公司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进行有效的规避和控制，以至公司价值最大化难以实现。所以，如何在公认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使公司的会计报表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同时提供业务活动全过程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关键是提升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和强化会计人员的职业诚信。

（二）会计要反映公司不同利益主体的信息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会计主要是按照公认会计准则的要求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价值结果信息，而不是根据公司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提供相关信息。一般而言，各个国家的公司都是按照公认会计准则的要求提供会计信息的，我国也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述，这样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并不全面和真实。更为重要的是，制定公认会计准则主要迎合证券市场的需求，反映的是证券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利益，提供的信息是满足证券市场投资大众的证券交易所需。但就公司而言，直接与会计信息相关的利益主体，包括公司本身、公司股东以及公司的经营者，他们希望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满足自身的需要。公司作为法人，必须要履行向政府缴纳税费的义务，与政府之间存在利益分配关系。为了协调这种关系、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与公司之间的收益分配边界，公司有必要制定税务会计制度，形成税务会计。税务会计是在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报表基础上，以税法中的税务会计的要求为依据，结合公司的业务状况，为实现公司合理纳税而形成的会计，这一会计所提供的会计报表最终要作为公司向政府缴纳税费的依据，它直接界定了公司与政府的收益边界，有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人，通过向公司投资必须要实现资本保值增值。资本保值就是要收回股东的投资，这一部分完全属于股东所有；而资本增值的部分是在公司创造的全部新增价值中由股东分享的份额，这意味着政府、经营者和员工也要参与其中的分配。一旦资本保值与资本增值的边界不能划清，就会影响到股东与政府、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股东有必要制定财务会计制度，形成财务会计。财务会计所遵循的原则就是要在确保资本保全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确认资本增值。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报表，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股东资本保全的价值边界，并且伴随着会计政策的调整，这一边界也随之变动，不具有稳定性，而资本保全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应是确定的。财务会计就是要在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在数量和质量上确定资本保全的应有边界，这有助于股东的持续投资，也能有效界定所有者与政府、经营者和员工的收益边界。公司的经营者作为股东受托经营的主体，一方面股东要对其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另一方面经营者也需要确定自身的经营业绩，这就必然要从经营者的视角形成相应的会计，这就是经营者能力评价会计。经营者能力评价会计遵循的是经营者付出有偿原则，在会计报表中确认和计量的各会计事项都应与经营者付出密切相关。按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报表所确认和计量的会计事项，并不按经营者是否付出分别核算，也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会计报表包含了与经营者付出无关的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这直接影响经营者的收益边界的划定。为此，必须通过将公认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报表中与经营者付出无关的会计事项剔除，才能真实地反映经营者的付出对公司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以此确定经营者的收益才是合理有效的，对经营者积极性的调动也才更加充分。

（三）会计要提供公司内分部会计信息

就第三个方面而言，现行按公认会计准则形成的会计报表是以公司法人为主体的，有助于协调政府与公司的外部利益关系，但在公司内部存在着利益各不相同的分部主体（包括部门和岗位，其中岗位又包括所有管理岗位和普通员工岗位），为了协调公司内部各分部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要形成分部会计。分部会计所提供的分部会计报表既要提供各分部主体了解自身业务及其对公司价值创造贡献程度的信息，也要为公司考核评价各分部主体对公司全部新增价值的贡献份额提供依据。公司分部会计的关键就是要能够厘清公司的业务（特别是作业）与公司价值创造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要将公司的这些业务（特别是作业）归集到不同的岗位上，这样就能清晰地反映岗位进行业务或作业、业务或作业形成价值的价值创造路径，这就为分部会计提供了可实现的基础。实际上在公司会计体系中并没有分部会计，所以公司和分部主体就无法通过会计报表了解每个岗位对公司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这既不利于合理有效地考核评价每个岗位人员的业绩，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也不利于准确界定每个员工的收益边界，从而协调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容易造成员工的付出与收益之间形成不对称，从而无助于初次分配的共同富裕的有效实现。

（四）会计要满足各要素提供主体需要

就第四个方面而言，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所形成的会计报表，主要是从作为投资人的股东的角度出发的，为了了解股东所分享的利润及其利润的分配情况，会形成相应的报表，从这个意义出发，这里的会计报表主要是满足股东利润分配的需要。公司初次分配不仅要将全部新增价值的一部分分配给股东，也需要对公司其他各要素提供主体进行分配，公司的会计报表只有全面地反映公司全部新创价值在各要素提供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才能清晰地了解公司初次分配的格局以及各要素提供主体在公司初次分配中的地位。各要素提供主体正是以此为基础，并结合自身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地位，进行收入分配的博弈，最终达成收益分配的均衡性。现实是公司最终形成的利润及利润分配报表是从股东视角出发的，反映的是股东的收益及其分配情况。由于只是站在股东的视角，公司其他要素提供主体所分配的收益都成为了成本和费用，政府的税费是税收费用而非税费收入；经营者的年薪是成本费用而非薪酬收入；员工的工资是成本费用而非工资收入。这样股东就必然要压低成本费用，从而导致股东与其他要素提供主体的分配对立，初次分配的共同富裕就很难实现。正如前文所述，公司是一个资源集聚的平台，政府、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分别为公司这一平台提供不同的要素资源，共同为公司创造价值。既然如此，公司新创造的这些价值就必须要为这四个要素提供主体所分享，这一分享的价值对于各个要素提供主体而言都是收益，而非成本费用。正由于此，公司必须要提供全部新增价值及其分配状况的分配报表，在世界上这一报表也被称为增值表。增值表的基本结构是披露公司全部新创价值以及参与这一价值分配的各利益主体的分配数额及其比重，由此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参与分配的各利益主体在公司中初次分配的地位，每个主体可以借助这一信息分析判断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特别是对自身的影响，以此通过博弈实现自身分配地位的调整，从而达成分配的公平性。

纵观全文，会计与共同富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它既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而共生富裕，也有助于明确界定各利益分配主体的贡献程度和收益边界而共享富裕。正因为会计对共同富裕如此重要，有必要对会计进行必要的变革，最终实现会计信息的更加全面真实，以及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各自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