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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元略:“软管理”哲学思想与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

作者: 傅元略 |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元创决策智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财务与会计》2022年第19期 2022/10/12

1985年余绪缨教授就提出了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革新问题,比美国的约翰逊和卡普兰(1987)在《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一书中所揭示的问题早两年,并逐步建立了中国的“解析过去、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的独特管理会计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余绪缨教授还有一项重要贡献,是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原则,提出了软管理哲学思想,包括三方面:“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余绪缨,2004),“东方智慧”的整体观(余绪缨,2005),“思辨定性”的决策观(余绪缨,2007)。这套创新性的软管理哲学思想在数字经济时代仍然能为目前的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指导。本文拟以此为基础对企业的绩效管理、业务流程管控、决策支持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探讨。



一、“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驱动绩效管理数字化转型


余绪缨(2004;2007)指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涉及人的心理、社会层面、丰富的情感世界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从员工的屈从中得到真正的创造力,而应从员工对自己行为的主动性出发,来充分调动广大员工个人和各种组织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处在数字化转型变革中的企业,更要以余绪缨教授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哲学思想为指导,解决绩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一)从“硬管理”到软(柔性化)管理转型

目前的绩效管理系统加入了平衡计分卡,带有明显的“硬”指标目标值以及可考核的指标等,但绩效管理主要是管人,这个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智力资本贡献和业务绩效融合的管理系统,涉及人的能力、智力、行为、心理、情绪以及人际关系等,在数字化转型中如果不考虑以上这些难于计量的柔性因素,即使数字化硬件和系统升到云端,绩效报告能够适时在手机上反馈,也达不到更好的预期效果。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在数字化转型中没有考虑柔性因素,只是简单搬到云端和增加一些机械功能,原有的棘手问题仍然存在,无法在数字化转型中解决。二是大多数企业的绩效考核是在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数字化转型后仍存在陈旧的、往往难以集成的流程和系统,甚至还存在业务与财务数据分离式孤岛,很多考核不够客观且过于刚性,大大削弱了基层员工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如何应用“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哲学思想来驱动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变革和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特别需要指出,只有涉及员工的能力与智力的提升和发挥、行为和风险偏好等软指标因素和跨部门协同因素权衡和引导,以及人的智本(智力资本)贡献的度量和评价(在下文进一步阐述)得以实施,才能实现人本柔性管理驱动数字化转型中的绩效管理更为灵活、有效。

(二)人的智本贡献的度量和评价的数字化

绩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另一个难题是人的智本贡献的度量和评价。智本贡献可表现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创新,为企业保持和发展竞争优势所作的贡献(产出),即所取得的效益”(余绪缨,2007)。目前,这种贡献效益一般借助于管理会计的责任人绩效报告(责任人平衡计分卡)进行度量而且局限于某个框定的责任单位。然而很多贡献是无法直接度量的,还有一些贡献是跨职能部门和一个工作团队共同完成的,这些要准确反映到绩效报告中较为困难。因此,人的智本贡献的度量和评价可基于余绪缨教授软管理哲学思想,考虑本文所提及的软指标因素和跨部门协同因素,与传统的绩效报告指标融合,构建数字化的智本贡献度量报告。

(三)“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的更高管理模式

在绩效管理数字化转型中,员工创造性的、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的管理属于非结构化的业务绩效管理,需要应对各种非结构化问题分析的新方法和度量的新工具。2007年,余绪缨教授提出“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可进一步向“智本管理”转变,并且强调“智本管理”是一种以尽最大可能促进知识创新为中心任务的管理,是“人本管理”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智本贡献无法通过简单的会计核算直接计算出来,而是通过公司继续创新的各价值流业务活动的创造价值过程来体现。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智本管理的重要性,但大多数企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智本管理架构,也未在数字化转型中采取有效的转型举措。所以,如何管理智力资本、创造财富是绩效管理数字化转型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属于柔性管理的一种更高阶的、非结构化的绩效管理新模式,需要各种非结构化问题分析的软管理新方法。利用这些软管理新方法并嵌入数字化转型中来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也是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措施。



二、“东方智慧”整体观在流程管控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


余绪缨(2001;2007)指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智慧”,是一种以“系统观”“整体观”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它以实现“整体的优化效应”作为最高追求目标。这种管理模式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软管理模式,也是东方智慧的精华,它一定是历久弥新的。在数字化转型中,“东方智慧”整体观管理模式在业务流程再造和管控中可应用“东方智慧”的中医定性诊断(望、闻、问、切)方法;在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中,强调此过程的协同管控和绩效管理应采用“东方智慧”整体观管理模式的、灵活性的绩效软度量和业务流程之间的整体协同管控。上述两应用可进一步深入阐述如下:

(一)不同业务流程和职能部门的协同管控

一般来说,企业(以制造业为例)有订单管理、研发设计、采购、制造、营销及售后服务五大环节,每一环节都有自身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创造价值评价报告(管理报告)和绩效考核标准,需要应用“东方智慧”整体观管理模式来协调不同环节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共创价值以及利益共享分配问题。在“东方智慧”整体观下,不同业务流程的协同管控可以实现需求预测、采购、研发设计、制造、物流和网络销售的全面无缝对接,实现从传统烟囱式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向“东方智慧”整体观模式转变。在“东方智慧”整体观互联协同的过程中,拥有采购、制造和营销快速反应能力,能够适应顾客个性化需求和灵活批量生产要求,实现按需下单、即卖即产,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化解产销脱节、库存积压等难题,达到降低成本、增强协同和提升价值,从而实现“东方智慧”整体观模式的目标。

(二)跨企业的业务流程协同管控

在产业链和供应链各节点上的企业,需要按“东方智慧”整体观,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节点企业协同管理,其目的是不同节点企业协同共创价值和共享利益。这种“东方智慧”整体观的共创价值、共享利益管理模式,在数字化转型中可借助产业(或供应链)互联网平台,按“东方智慧”整体观管理模式,适当分层协同管理(分为跨企业协同层、节点企业层和业务流程执行层进行横向和纵向协同管控),以实现整体协同的优化目标。其中,跨企业协同层强化产业链、价值链和节点企业五大资源(制造资源、研发资源、数据资源、顾客资源、平台服务资源)要素协同管理、提高资源创造价值能力,同时借助数字化的智能契约达到共创共赢的目标。

因此,余绪缨(2007)强调在21世纪的新环境下,以“东方智慧”的回归为主轴,结合前一节“以人为本”柔性管理(含软度量)方法,为建立中国特色业务流程管控“东方智慧”整体观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柔性管理和“东方智慧”整体观可促使数字经济下的管理会计学术研究更富生机和活力,也能促使财会人员的职业生涯转型,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



三、应用“思辨定性”决策观驱动决策支持数字化转型


余绪缨(2001;2007)认为,“思辨定性”是根植于“人本管理”的管理决策模式,决策目标以“满意准则”取代“最优准则”,不要求“精确定量”,而是要求“思辨定性”。“思辨定性”是人文语言的基本特征,通过慎思明辨、综合权衡,达到对研究对象整体性的、质的把握。这是思辨定性与定量模型的本质区别,因而要求管理人员运用以“思辨定性”为基本特征的“人文思维”,深入到人的心理、社会层面和丰富的情感世界去认识、分析、研究相关问题,力求从员工自身行为的自主性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性出发,充分调动广大员工和各种组织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而,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还处于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转型阶段,大量决策还是靠一些精确数学模型辅助和决策人的经验作出,如何应用余绪缨教授“思辨定性”的软管理决策模式嵌入有关的决策模型和决策支持系统,面临着从基于经验和确定性的数学模型的决策模式向“思辨定性”的软管理决策智能化的升级,升级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一)转向“思辨定性”的“满意解”模式

传统的决策理论要求运用以“精确的定量”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语言”,寻求目标函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解”。传统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管理会计师)的工作重点在于研究决策问题的具体特点,借助有关数据进行处理,根据有关数学模型找出关键投入变量和产出绩效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决策问题进行严密的定量分析,考虑对变量的硬约束条件,为决策者最终寻求决策目标的“最优解”提供依据。进入智能化时代,大量决策难题无法借助现有模型和数据定量分析得到满意答案。因此笔者建议,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参谋人员的管理会计师,应当应用余绪缨教授的“思辨定性”的决策模式,从传统的“最优解”目标转向“满意解”目标,权衡多种未能精确计量的影响因素,适当结合决策智能分析模型和决策人的决策经验,拟订可供选择的多种决策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帮助决策系统中的决策者择善而从,最终达到“满意解”目标。然而在智能化的时代,“满意解”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满意解”的各种软约束因素和决策人经验的智能化是决策支持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二)转向“思辨定性”的决策分析

目前,决策支持系统通常包括模型组件、算法组件和硬件平台组件三部分。研发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决策问题,在优化求解器的基础上对模型和算法进行进一步的设计,满足企业中高层决策支持的定制化需求。由于缺乏“思辨定性”决策分析,很多决策仅机械性地利用已有的一些运筹学数学模型,因此有必要引入余绪缨教授“思辨定性”的决策思维模式(含“满意解”目标、“思辨定性”的决策智能化模型和非结构化决策问题的解决新模式),该模式强调决策支持系统中运用“思辨定性”的决策智能化模型,参照数学模型作定量分析,拟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思辨定性”的决策分析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1)决策问题的基本环境和初步目标;(2)可供决策问题使用的人力资源、财务资源、数据资源和技术资源;(3)企业管理制度化和组织转型过程;(4)决策人的偏好和行为;(5)推动业务及其流程协同管控的行动计划;(6)软管理需要考虑的软指标和传统的硬指标。然而,如何将这些“思辨定性”的因素分析与现有的决策支持系统的数学模型结合是数字化转型中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需要学者和决策支持系统开发商共同研究解决。

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管理会计师应担负起决策支持的重要角色,应当学会“思辨定性”决策分析的新方法、新模式(等待进一步研究开发),充分利用管理会计数据和会计分析的优势,尽可能在企业内部数据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拓展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企业的数据互联互通,结合前文提到的柔性管理和“东方智慧”整体观的软管理模式,增强管理会计在决策支持中的优势和能力。在决策支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思辨定性”决策分析仍然强调数据驱动决策支持的作用,以避免由人的主观意识所造成的误差。因为,利用大数据分析可遵循一套通用的商业规则,克服了地域文化、语言障碍、国别差异等现实问题,进而降低了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成本。当然,本文也强调“思辨定性”决策分析应避免数据的延迟向市场传递错误的信号误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产生的连锁负面影响。此外,“思辨定性”的决策分析还需要考虑组织环境、文化、数字化转型策略等。

(三)非结构化的决策问题分析转向“思辨定性”的决策思维

“思辨定性”的决策思维模式对现代决策理论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决策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决策支持软件系统即聚焦于解决结构化决策问题,然而解决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决策问题仍然较为困难。下文从余绪缨教授的“思辨定性”的软管理决策模式入手,对半结构化和结构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建议。

1.半结构化决策问题。企业管理过程中,经常遇到属于短期的、企业局部的决策问题(介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之间),这类问题的解决可借助结构化决策过程所提供的信息和专用模型。笔者建议,将余绪缨教授“思辨定性”的软管理决策模式嵌入有关的决策模型,帮助确定决策目标和改进决策模型等。尤其是半结构化决策是根据不同自然状态下可能发生的概率(不确定性,可用概率度量或用思辨模糊度量)进行决策,其问题有期望达到的明确目标,不同环境下的不可控因素、不确定性可用变量的概率分布和思辨模糊逻辑(思辨定性分析逻辑+模糊数学度量)描述和软度量,并强调结合建立“思辨定性”决策思维模型以形成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2.非结构化决策问题。诸如技术创新投入、新市场开拓、新产品研发与设计、项目投资、产业链节点企业合作等,就是管理会计面临的非结构化难题。在决策支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种复杂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用确定性的模型来描述其决策过程,更没有最优解。笔者建议应用余绪缨教授所确立的“思辨定性”软管理决策模式来驱动解决这类问题。这一类非结构化的决策支持的数字化和程序化是一项挑战性的课题,目前没有固定的决策规则和通用的“思辨定性”分析模型可依。因此,对被支持的决策人的行为、学识、经验、判断力、洞察力、决策风格和风险偏好等的权衡,和前文提出的“思辨定性”决策思维模型的建立,正是“思辨定性”的软管理决策模式要深度研究的问题。



四、结论


今年是我国管理会计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余绪缨教授诞辰100周年。余绪缨教授的软管理哲学思想在绩效管理、业务流程管控和决策支持的数字化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余教授“大智慧”和“大视野”的软管理哲学思想值得进一步研究、拓展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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