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介绍：

70年的财政学研究与新中国的成长始终相伴，财政理论工作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绘就一幅跨越新中国财政学发展历程的精美画卷。本书创作的初衷，即是将这幅精美画卷徐徐展开直至完全呈现，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随着画卷展开，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为我国财政学发展70年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学者们如何发现财政运行规律，如何长期不懈地推动财政理论创新，如何总结财政实践经验，如何将外国财政理论和实践中的真知灼见引入我国，如何系统梳理财政学的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本书致力于为建设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财政制度提供理论参考，为财政学研究开启历史新篇章！

主编的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闫坤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国财政制度建设和新中国财政学发展70周年。70年来，在新中国的财政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财政制度不断健全和创新下，财政学科得到了持续的实践滋养，形成了规模浩大的研究成果、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匹配中国实践的理论模型、总结改革开放规律的历史文献。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年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书系》献礼祖国，《新中国财政学研究70年》是学科发展系列之一，记叙新中国财政学说史。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精品工程项目，也是财经院财政学科骨干力量共同努力，向祖国70年华诞的献礼作品。

本书以刻画财政学发展的历史主线，展示财政学科的使命和价值，拾贝财政学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以历史服务于现实，以理论服务于实践，以规律服务于创新。受研究团队所托，我忝为执笔后记，谨以自己浅薄的理论根基和实践积累，传记伟大的新时代，致敬新中国财政70年！

新中国财政学发展70年，先后经历过四个历史阶段，并形成了服务于全局和实践的三大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经历了恢复国民经济、强化战时保障、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和维持文革时期“三大平衡”等重大历史任务的考验。财政学在服务实践中得到了良好的充实，并发挥了其特有的支撑作用，如支持编写了新中国的第一本国家概算，提出了统一全国税政的思路，建立了基本建设的拨款制度，推进了国营经济和工业化发展，强化了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等。这一时期财政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资源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以及物质产品的分配问题，以此形成了“国家分配论”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框架。

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是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其目标是释放经济潜能、培育市场主体、理顺市场机制和改革收入分配，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这一时期的财政学在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中发挥了思想“先锋队”和理论“堡垒”作用：率先提出了“财政包干制”的理念，有效策应和支持了“企业承包制”改革；提议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转向“分灶吃饭”，以调动地方做大蛋糕的积极性；倡导“利改税”以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在理论体系上，由于这一阶段的主基调是“放权让利”，即政府向企业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行政管理向市场机制放权，所以总体上仍属于“国家分配论”的架构之下，只不过在理念、政策和手段上更加表现出市场化的特征。

从1992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是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得以确立，并在体制、机制、主体、模式的建设上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财政学开始转向基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财政体制、制度、政策和手段的研究，有效回答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财政服务的对象、财政管理的要求、财政资源配置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深入开展了公平税制、完善体制和部门预算的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形成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中性流转税制、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宏观经济调控方略，并且取消农业税、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研究部门预算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等重大理论成果，有针对性地支持了相关领域的重大改革。在这一阶段，财政学在理论体系上更加注重解决财政收入的合规性、政府支出的匹配性，财政管理的规范性和宏观调控的引导性等问题，以及支持中国财政运转的基础由产权管理为主体转向属地管理为主体，坚定地推进分税制改革等重大理论落地，整体理论框架属于“公共财政学”的范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为起点，财政学发展进入到第四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财政学主要围绕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等三个主要命题展开，并按照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做好现代预算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工作，重点突破中期财政预算、转移支付制度、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消费税的调节功能、环境保护税和房地产税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等关键性问题。同时，在财政学的框架上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应地将政府投融资、国有资产管理、收入分配制度、财经外交和“一带一路”纳入学科研究框架，并以财政的逻辑和视角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财政学学科体系主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着力于对现代财政制度的理论突破和体系建构，拓展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国际财经事务协调，这样，我们将该阶段的理论体系概括为“国家治理财政学”，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新中国财政学发展的70年，始终以有序平衡、协调统一作为总体原则，处理好政企、政资、政社、央地、收支等“五大关系”。

政企关系是“五大关系”的基础，也是财政学持续研究和不断深化的重要领域。1950年，针对财政学界提出的调整“三大关系”（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国家着手对工商业进行调整，重点是形成规范、有序的政企关系；1956年，财政学界提出了尊重私有权利、“和平赎买”的理念，以此为原则，完成了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形成了公有制的企业体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财政学界提出应坚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明确责、权、利关系，推进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993年，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标准，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开启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进程；2013年，以“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为依据，在坚持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推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从总体上看，财政学对政企关系所坚持的理论原则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保障财政的持续性，明确产权的基础性。

政资关系是政企关系的提升和延伸，是企业制度与国家管理制度衔接的重要领域。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制度就是政府和资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和运用，财政学理论认为，自此政资关系逐步走向与政企关系的融合。随着上世纪80年代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兴起，企业经营管理和资产价值管理再次形成分离，财政学将政资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再次纳入轨道；1993年开始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发展，财政学提出了以产权明晰为基础，出资人、监管人和经营者适度分离的相关理念，成为政资关系的重要深化；1997年，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进入到深水区，财政学提出了坚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本原则，并以此形成了政资关系的基础要求；2007年，我国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13年，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成为政资关系的新要求，财政学针对国有资本经营主体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研究工作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理论参考。从总体上看，财政学对政资关系的研究主线是：资产价值属性和企业经营属性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产价值属性（资本）和资产功能属性（狭义的资产）的关系。

政社关系是国家事务的基础关系，是政府实施社会治理的基本架构，是“有限政府”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内容。财政学对政社关系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三个要求展开：一是成本控制要求，即政社关系的有序协调所付出的成本情况；二是治理绩效要求，即政社关系对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益（社会治理效果）的情况；三是社会发展要求，即政社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以社会发展为前提的。在三个要求的框架下，财政学先后对阶级治理体系、社会阶层管理、社会组织发展和政务服务与社会服务融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双轨制”改革、非政府组织发展、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团体脱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理论应用。

央地关系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体现，也是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内容。财政学一直高度关注央地关系，并形成了企业所有权归属划分、财政体制的优化调整、事权和财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等一系列研究重点。这些理论成果有效支持了企业权利归属划分，税制改革和税收权利分享，财政体制的优化与动态调整，事权与财权、事权与财力、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匹配与适应等一系列改革实践，并于2016年通过《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文）将前期理论成果和实践探索予以总结和呈现。

收支关系是财政学的基本关系，主要包括收支差额、期限差距和结构差异等三个方面，并以其程度成为财政风险的重要判断依据和评价标准。在收支关系的研究上，财政学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成果，包括引进收支差额的国际参照标准，推动预算审核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中期预算管理，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等。这些重大成果还将为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支持和助力。

新中国财政学发展的70年，始终坚持完善学科体系、服务国家治理、优化资源配置三条主线，构建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统一体。

完善学科体系是几代财政学人孜孜不倦的追求。70年来，学科研究的范围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扩展到产权制度、国有资产、收入分配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领域，研究方法从平衡状态、补偿机制拓展到综合平衡、产出绩效、投融资协调等手段，研究对象从人、财、物延伸到背后的责、权、利和前置的政、社、产。服务国家治理是财政学的目标诉求，是落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关键所在。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完成“三大改造”、支持工业化发展、实施工商统一税制，到商品经济时期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总体“放权让利”，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全面深化改革、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等都是服务国家治理的集中体现。优化资源配置是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也是“看得见的手”的运行载体。70年来，财政学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从保供给到促平衡，从提效率到求公平，从服务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看得见的手”从孤军奋斗到“双手”并举，从支配手段到协调并重再到“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一批重大成果，也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本书将新中国财政学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理论成果和重大逻辑主线收录其中，结合财政的运行规律和理论的创新规律进行适度的抽象凝炼，以体现学科框架、逻辑架构、设计理念和本质结果，在致敬先辈学人的同时，为我们的时代传记，并向读者奉上一本财政学发展的“时间煮雨”。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总体部署，2018年12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纪念书系>编撰工作方案》要求，财经院成立了以我为组长、12名执笔者组成的《新中国财政学研究70年》编撰工作小组，随着2018年12月25日第一次编撰工作小组会议召开，编撰工作正式启动。

从正式启动到将书稿呈交出版社只有6个月的时间，期间还要经过写作大纲的起草和讨论通过、中期报告、书稿的汇总和修改以及两轮统稿，这对于编撰工作小组来说无疑是异常艰巨的任务。为了提高效率，所有执笔者除了写作任务之外，还要承担一项工作，或者是大纲起草，或者是统稿，或者是每次小组会议纪要……

在大纲提交社科院党组讨论时，谢伏瞻院长对本书提出了重要指示，蔡昉副院长对本书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将书名最终确定为《新中国财政学研究70年》。几经讨论，本书最终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财政学研究的问题（基本理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管理、财政政策、政府债务和政府投融资）两个维度进行写作。具体分工如下：

▪杨志勇：新中国财政学70年发展的基本脉络与主要成就

▪张德勇：新中国财政学发展的实践基础

▪马  珺：各时期的财政学基础理论

▪张  斌：各时期的财政收入理论

▪蒋  震：各时期的财政支出理论

▪于树一、闫 坤：各时期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

▪赵早早：各时期的预算与财政平衡理论

▪何代欣：各时期的财政政策理论

▪冯  明：各时期的政府债务与投融资理论

▪闫 坤、张  鹏：新时代财政学研究的新领域汪德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下财政学发展展望

在任务分工之后，本书的编撰工作稳步进行。在具体写作中，执笔者们把自己置身于70年财政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置身于一次次的财政理论大讨论中，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著名财政学家隔空对话；在组会讨论中，执笔者们力求把每一个重大财政问题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不断碰撞出闪光的思想火花，为书稿能够精彩呈现中国财政学发展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一个人都能身处其中，每一个人都能身临其境，每一个人都让自己化身为同时承载着财政学历史和现实的一叶轻舟畅游在学术海洋。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本书实现了初衷，向世人展现了中国财政学学科发展的精美画卷。

责任编辑：李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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