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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环境挑战的重要途径。目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曹长帅和郑琼，2023；李金昌等，2023）、ESG评级（严春晓等，2023）、绿色金融与绿色政策（张建平和李林泽，2023）以及碳交易（杨松令等，2023）等方面展开。虽然有文献探讨了大股东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但是主要关注内部控股股东行为的影响，有关大股东同时持股多家企业所形成的连锁股东网络的研究还较为缺乏。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连锁股东数量日益增加。这些连锁股东在多个企业同时持有一定股份，治理经验较为丰富，故其在资源配置、信息处理以及管理决策等方面都具有更为显著的优势（李黎，2023）。但是连锁股东也可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存在机会主义行为。那么，连锁股东在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通过怎样的机制发挥治理效应？在此过程中，又有哪些重要因素产生了调节作用？

为此，本文选取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连锁股东与企业绿色转型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连锁股东能够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影响路径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利用自身的独特地位，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和治理优势进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强化内部控制质量三条影响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董责险与市场竞争度对二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连锁股东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更强的推动作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连锁股东相关经济后果的研究。目前对连锁股东的研究主要聚焦企业金融化、多元化经营、创新投入和会计信息质量等领域，本文剖析连锁股东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拓宽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第二，补充了企业绿色转型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微观企业因素尤其是股东层面因素对企业绿色转型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连锁股东视角的研究更为缺乏，本文的研究可以补充相关领域文献。第三，为进一步打开连锁股东如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黑箱”提供证据。本文研究了连锁股东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董责险和市场竞争度的调节作用，对企业有效利用连锁股东的协同治理效应进行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文献回顾

已有研究发现，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有很多。企业外部因素主要有环境规制。如政府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补助与相关税费优惠，能缓解企业转型面临的资金压力；鼓励关键设备进口政策能有效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通过治理前移缓解末端治理压力（韩清和朱海，2022）；适当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可以鼓励企业投资于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创新能力与效率（任广乾等，2024）。面对绿色规制压力，企业在战略制定过程中会更多考虑环境责任承担问题（Cao和Chen，2019）。企业内部资源要素、生产技术、价值理念、治理机制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企业绿色转型离不开资金和技术的支持（Prieto-Sandoval等，2019）。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配置资源，最大程度发挥环境与资源的潜力（Chen，2020），推动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然而，控股股东实施股权质押等行为会对绿色转型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给企业带来融资约束，导致绿色转型缺乏资金支持（鲁惠中等，2023）。此外，管理层短视的特点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Lu等，2024），而儒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可通过提高企业环保意识、缓解企业高管对私利的追求而加快企业绿色转型（李俊成等，2023）。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连锁股东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愈加重要。连锁股东是指同时持有多家企业股权的股东（He和Huang，2017），强调投资组合内企业之间形成的联结关系。连锁股东的存在从外部看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联系，从内部看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与财务决策施加重要影响（Schmalz，2018）。连锁股东具有治理协同作用，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环境责任履行（王瑞等，2023）、推动绿色发展（林钟高和韦文滔等，2023）、促进企业创新（张欣和董竹，2023）。但连锁股东可能会由于追求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而做出操纵合谋的行为，导致其在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方面不能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潘越等，2020），还会扭曲市场价格形成机制（Azar等，2018）。而且连锁股东进行操纵合谋后，会大大提高企业风险，导致审计收费增加（梁日新和李英，2022）。

尽管企业通过连锁股东建立关系的现象日益增多，且有关企业绿色转型的文献已较为丰富，但目前学界对于连锁股东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从理论上讲，相对于只投资一家公司的投资者，连锁股东基于股权网络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积累的同业治理经验也能更好服务企业。但是追求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的特性也可能使得连锁股东做出操纵合谋的行为，阻碍企业改革以减少竞争。这样看来，连锁股东的存在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其在企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一方面，与普通股东相比，连锁股东更能够在企业的创新项目中发挥自己凭借关系网络而拥有的信息、资源和治理优势，从而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推动力。在信息优势方面，连锁股东在行业中的多个企业内扮演着投资角色，拥有强大的行业知识储备和信息获取能力（Edmans等，2019），其识别项目投资价值的能力也优于普通投资者，有利于开展绿色转型。同时，连锁股东能够改善企业信息披露状况（Park等，2019），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吸引更多外部投资者，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在资源优势方面，连锁股东丰富的资源和社会网络可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连锁股东不仅能够利用股东关系网络为企业转型提供有效外部资源（罗栋梁等，2024），还会促进企业之间资源共享，有利于把从外界获取的知识与自身原本拥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加工（张春宁等，2006），并应用于绿色转型中。在治理优势方面，企业关键人员具有环保治理经历能够帮助企业积极开展绿色转型活动（毕茜等，2019），参与多家企业经营能够积累更多治理经验，可以利用治理经验为企业绿色转型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水平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遏制企业运作和创新活动中的系统性风险，进而保障绿色创新活动的稳健实施和顺利推进（高凯等，2022）。

另一方面，在经营决策过程中，连锁股东倾向于以投资组合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He等，2019），容易在多个企业间形成合谋效应，因此也可能成为企业实施绿色转型的阻碍因素。首先，追求投资组合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可能会削弱企业绿色转型的动机。连锁股东的形成原因之一是风险偏好程度低的大股东为降低投资组合风险而选择同时投资行业内多个不同企业（陈泽艺和黄玉清，2023）。企业绿色转型需投入大量资金，从根本上改变经营模式，而转型后经济效益具有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投资组合风险。因此，连锁股东往往不愿选择创新转型等高风险高投入的活动，从而可能错过绿色转型的机会。其次，连锁股东合谋效应会弱化企业绿色转型的能力。考虑到竞争会稀释利润，连锁股东会促使企业安于现状，减少投资（潘越等，2020）。而且，连锁股东合谋容易导致其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吕怀立和李婉丽，2015），代理冲突加剧可能会抑制绿色转型。

综上所述，连锁股东的存在对企业绿色转型既可能产生推动作用，也可能形成阻碍。基于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

H1a：连锁股东对企业绿色转型起推动作用。

H1b：连锁股东对企业绿色转型起阻碍作用。

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运营模式和决策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环境挑战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各类参与者，尤其是连锁股东，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同时深入剖析了连锁股东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

实证结果显示，连锁股东在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起推动作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可靠。影响路径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利用自身的独特地位，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和治理优势进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强化内部控制质量三条影响路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董责险、市场竞争度在连锁股东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分样本回归发现，连锁股东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中表现更为积极，有效促进了这些企业的绿色转型。本研究补充了连锁股东与企业绿色转型的相关研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连锁股东能够对企业绿色转型带来积极影响，为理解连锁股东的经济后果以及相应的作用路径带来了新视角。

基于上述研究，可得到以下启示：在企业层面，应加强与连锁股东的沟通和合作，充分利用其信息、资源和治理优势，共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企业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明确连锁股东在绿色转型中的责任和角色，形成合力。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购买董责险，降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风险顾虑，从而激发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企业绿色转型。在政府层面，应更加重视连锁股东在企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引导其积极参与治理，并通过优化政策，为连锁股东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绿色转型推动作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