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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增彪:追寻管理会计的灵性

2019-12-06

英国著名会计学家霍普伍德(Anthony G.Hopwood)教授在回顾自己的会计生涯时,曾用“Observing the Accounting Craft”作为标题,意指他一辈子都在观察会计这件精美的工艺品。如果按照“信、达、雅”的标准润色,译成“领略会计的灵性”似更具感染力。我国现代管理会计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余绪缨教授在谈到学习、研究、应用和创新管理会计时,主张“由技入道”,是说会计首先是技术性的,但不局限于此,除此之外还有“道”。技术属形而下,而“道”则属形而上。窃以为,载“道”的会计就是霍氏的那件精美的工艺品,而“道”,尽管在中国文化中博大精深,释义无限,但在这里完全可看成霍氏那件工艺品的灵性。

很荣幸,《财务与会计》编辑部约我写篇回顾管理会计的文章,我想遵循着从两位先贤那里得到的启迪,以个人经历,借机追寻管理会计的灵性。

1982年我毕业于河北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因为喜欢当老师,所以选择留校教书。原定搞财政学,但因做毕业论文时“不知天高地厚”地挑战导师的学术观点,“惹毛”了导师,不仅论文换了题目,还改行搞了会计。考入大学之前我曾当过两年生产队会计,也隐约感到会计并非纯粹的技术性,但在文史哲被当作头等学问的1982年,让我搞会计的第一感觉还是“真丢人”!当时的系主任蒋光远教授告诉我:让我留校主要研究管理会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理会计,也感到眼前出现一丝亮光(但一直纳闷儿:蒋教授专长统计学和西方经济学,怎么那么早就知道管理会计?多年后才发现他原来就读西南联大,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并留校教过书,真乃非等闲之前辈)。

1983年春我有幸到天津财经学院(现为天津财经大学)进修张嘉兴教授的《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顺便旁听了羡绪门教授的《管理会计》,第一次知道了管理会计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横跨会计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数学,还研究人的行为。这曾激起我对管理会计的无限遐想和求知欲望。

1984年我考入教育部委托厦门大学举办的会计学助教班,学习硕士课程。当时全国有4位会计学博士生导师,厦大有两位,占中国会计半壁江山,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葛家澍、余绪缨、常勋、李百龄、陈仁栋、黄忠堃诸位教授轮番授课,其风范和学识让人大开眼界——原来会计也吸吮人类智慧,也值得顶级学者们潜心研究并为之毕其终生。常勋教授讲授《国际会计研究》和《成本会计研究》两个专题,其中有关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如何通过划分成本开支范围调节国家与企业利益关系的观点展现出恢宏的会计视野,让我有一种被点化、大彻大悟的感觉。葛家澍教授的《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研究》专题,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公认会计准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券法、美国国会、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等合乎逻辑地连接起来,透视出会计这个微观元素在国家治理和市场

作者简介

在厦大助教班一年半时间,我不自觉地成了会计的“俘虏”,也学着教授们的样子发表文章、在杂志上做讲座,回到河北大学还为当时的石油部干部专修班开设《管理会计》课程,更为重要的是,1987年我又考回厦大,师从余绪缨教授攻读现代管理会计方向博士学位,最终皈依会计正果。

博士论文选题自然是行为管理会计。尽管余教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供我参考,并将霍普伍德教授的《会计与人类行为》(Accounting and Human Behaviour,1974年)、希夫(Michael Schiff)等人的《会计的行为层面》(Behavioral Aspects of Accounting,1974年)以及白曼(S.Baiman)的《管理会计中基于代理人理论的研究:首次考察》(1982年)等经典文献指定给我研读和报告心得;尽管明确地感到会计信息作为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基础、作为企业及其内部经理和员工绩效评价的标准,能够影响相关的社会和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尽管也到山西甘亭活塞环厂深入考察其成本管控制度,但尚未达到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的程度。

1989年,我正在发愁论文之际,教育部启动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在学博士生项目,我有幸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做论文研究,在那里主要是听课、参加讨论、拜会导师和阅读写作。当时,美国会计的最大特点是文献多。除老牌会计刊物之外,还可看到英国学者自1976年创办的《会计、组织与社会》和美国学者自1989年创办的《行为会计研究》。我还研读了贝考伊(Ahmed Belkaoui)的《行为会计》(1987)、西格尔(G.Siegel)等人的《行为会计》(1989)、廷克(Tony Tinker)的《纸糊的预言家:会计学的社会批判》(Paper Prophets:ASocial Critique of Accounting,1985年)以及白曼的《管理会计中基于代理人理论的研究:二次考察》(1990年)等经典代理人说、罗彻斯特学派和激进会计学派的文献。美国会计另一个特点是实证会计(Positive Accounting)或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已经兴起。为加深理解,我也将经验研究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John Dewey)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华生(John B.Watson),也读到马赛勒(Anthony A.Marsella)等人的《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Culture and Self: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英文1985年版;中文1988年版)以及克里斯腾森(C.Christenson)的《实证会计的方法论问题》(1983年)。同时发现,美国行为会计研究既作为单独领域,又广泛地渗透到其他类型的会计研究中,就趋势而言,后者更为强劲。在这样的意义上,行为会计就是基于各社会科学门类中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来研究会计现象,也不排斥经验研究,而且经验研究只有基于行为会计,才有可能产生对会计理论、实务和教育有影响的成果。

1993年6月底回国,10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的论文题目是《行为会计研究: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试图为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研究、应用与创新而建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美国行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美国行为科学提供了人类行为的机理和研究方法,是行为会计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剩余价值分割或社会财富分配所揭示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以及为协调或者解决经济关系冲突而形成政治及其他社会关系(上层建筑),为行为会计研究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行为提供了客观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国组织及其结构的母体,组织结构无论被当作关系、沟通和行为模式的总称,还是被当作权力分配结构、信息传递结构和激励结构之和,都与管理会计乃至整个会计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从而将会计与文化合乎逻辑地链接起来。窃以为,根据这个框架,我们可以透视中国会计特别是管理会计人员以及与会计信息有关的其他组织和社会成员在何种组织环境下、怀着何种需求和认知才有可能采取创造或者毁坏组织价值的行为;我们可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或者落地中国的管理会计。这就是本人所追寻的管理会计的灵性!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进行实证研究,也未提供更多应用的案例。

博士毕业后,抵不住河北大学教授职称的诱惑,惜别厦大,回到河北老家。清华大学1994年成立会计专业,1998年又成为国家会计学院的依托单位,一直在公开招聘会计教师。清华诱惑之大不言而喻,因此,惜别六载朝夕的河北大学,我又投奔了清华。在河北期间,也有很多机会,如曾创办行为会计研究中心,参与了上世纪90年代国企最困难时期河北涿鹿化肥厂和邯郸钢铁厂成本管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行为会计应用的潜力。清华拥有丰厚的学术资源,拥有国际国内、校企、政企之间“高大上”的交流平台,拥有聪慧、踏实、可做研究帮手的学生,堪称学术研究(包括管理会计研究)的绝佳之地,也有力地助推了本人对管理会计灵性的追求。

眨眼间,在清华度过了15周年。回顾起来,除上课之外,发表中英文专业与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著(译)作和教材10多部,完成纵横向课题20多项,深入接触过的大型企业不下几十家,指导过论文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合计起来远超百名。此外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美国会计学会会员、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学术会员,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还先后担任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凡此种种,只是做两件事:一是从行为的角度提炼一个管理会计研究的逻辑框架,为此,我们已经建立起由环境(或前置)、系统、行为(或后果)构成的三变量模型,作为解释和预测管理会计现象的基本参照系,作为发展和创新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二是依据三变量模型,分别不同组织(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不同课题(成本、预算、业绩评价、激励制度、管理控制系统等)和不同领域(研究、实务和教育)进行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为早日建成既能融入世界知识主流,又能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

众所周知,2013年以来,财政部领导多次强调发展管理会计,并引起了我国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而又强烈的共鸣,开启了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本人深信,高举“由技入道”的旗帜,应用、发展和创新管理会计,将有助于加速我国经济强国建设,摆脱当前“三期叠加”困局,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举措,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最终提升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价值创造能力。本人期待的是,乘着当前官产研共举管理会计的大势,将有一大批兼备会计、数理和人文社科知识的理论与实务工作者脱颖而出,极大地繁荣中国管理会计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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