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2020年，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了伟大成就。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显效发力，我国经济逐渐回暖，并实现了全年的正增长。2021年，我国财政政策的两个关键词是提质增效和更可持续，重在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那么如何在制度层面确保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近年来，随着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再次明确了“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加大预算公开力度”的要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基于国际经验形成的中国方案，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已经针对预算绩效管理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方案。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其重要的预算绩效管理工具和政府治理工具。这一方法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OECD国家纷纷推广应用。但简单的收益成本分析无法适应当前我国多维度、多视域的财政发展目标。

在政府过紧日子的常态化、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实现财政管理向财政治理的转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强弱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财政治理的基础是“成本—效益”，成本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不再只是绩效目标、绩效指标中的一个因素。相比于财政管理，财政治理有利于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并以较低的行政成本来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例如，广东省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构建起“事前绩效审核、事中绩效督查、事后绩效评价和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框架，在减少政府部门低效支出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二是有利于推动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开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自2016年以来，财政部建立健全重点绩效评价常态机制，每年选择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专项支出，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第三方独立机构参与评价，不仅专业性较强，而且有利于拓展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有效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财政低效支出。在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财政部门以制度创新的方式主动拓展政策空间，也需要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起到政策监督和积极反馈的作用。

三是有利于激发大数据在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方面的潜力。财政大数据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财政部门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地进行数据信息的识别、分析、预判，并在此基础上精准施策。这样既能保证财政支出的持续性和高效性，又能有效促进政府各部门的决策沟通和协同互动，将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落到实处。